讨论余切这个作品的也不止教授们。
余切回到社团时，发现这个教室外面，有学生很工整的用红漆抄写了“新现实主义”五个字，并且用白色薄木板作为底子。
牌子钉在了教室外面。
他一来，大家就非常激动的鼓掌，有个学生组织来的同学说：
“来你们社团报名的人很多，我们都注意到了，原来的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新现实主义’社团的发展，所以我们申请给你们配备了新的桌具。”
是的，桌具，崭新的课桌，板凳，小黑板和粉笔，以及数量客观的文学杂志，《当代》、《十月》、《钟声》、《人民文学》……
余切问：“这么多杂志哪来的？”
“这都是大家自发捐出来的，余同学。”
余切发表作品的《红岩》十月刊，就放在所有杂志的最上面。目前来看，他仍然是这个社团第一个上刊物的作者。
哟……还有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呢。
这得花大几十块钱吧。
“这也是捐的？”
“学院特批的。”
产地是羊城的双鱼牌，仔细看，还有用于出口的DHS双鱼牌的英文标志，这种球桌只能在财大气粗的大厂里面看到，是正儿八经的大厂！
比如燕京的人民印刷厂和雪花冰箱厂，那里工人们一干完活儿，甚至没有干完活儿，拿上拍就开始玩球。
——不要光说作家余切在摸鱼，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也就是城里的工人都在摸鱼。
乔公访日，和一大批日本商界人士会面后，日本派出浩浩荡荡的代表团考察中国各地企业，看看中国人到底是钓鱼打窝，还是来真的。
《读卖新闻》的松永就跑到了魔都的一家微电子厂——这代表中国当时的最高工业水平的工厂，发现这家工厂像是一家马路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多半不合格。
一条生产线上，八个人在吃瓜子唠嗑，一个人在照看生产线，接着，唯一看生产线的人也烦了。
然后他去打乒乓球去了。
松永看得瞠目结舌，他就在回国的报道中写：“中国人确实会改革，不改革不行了，他们的效率已经低到令人发指。”
余切觉得这个同学十分熟悉，他问：“你是谁？”
“余同学，我是我们学生组织派来的代表，我也看了你那个《天若有情》，很喜欢，我们还带来了燕大校报的同学，想对你做一个采访。”
余切说：“这怎么采访？”
他意思是现在一百多个人围着我，难不成把所有人都干晾着？
这个代表转头和校报的记者聊了几句，说：“请你对同学们讲一讲，你创办社团的宗旨吧。”
他们为这个事情定性，把调子起得很高：
“我们燕大走出了未名诗社，朦胧诗派、走出了五四文学社，一代又一代传承……”
“我们燕大，一直是全国年轻人的思想阵地和精神上的共同追求，现在，余同学的新现实社团，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燕大新的代表社团，影响到全国其他高校……”
是这么回事。
不然为什么我要创立社团呢？
就是要用燕大辐射到全国其他年轻创作者啊……跟着我走吧，别瞎写了。
五四文学社在多年前同样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组织，但他因为其中走出的文学家太多，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发展，反过来赋予其远超出了社团的权力。
所以余切才搞了个“新现实主义”社团嘛。只是没想到发育的这么快。
这个教室的布局就像是一场发表演讲的大会堂，所有人都看过了自己作品，露出期待的目光，而且把自己围住。
有很多余切的熟人，有未来的大佬，还有正在准备写小说的新秀。
余切还没有说话，所有人叽叽喳喳等待着他，余切还没说话，所有人声音小了，余切还是没有说话，大家面面相觑，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静的像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咔擦一声发出听得见的响。
余切慢条斯理的，扫过了所有人。
俞敏宏和王锵都在那，他们头一次发觉了“沉默的力量”，这是一种可用的演讲技巧。
俞敏宏看的浑身都热了，他压低声音：“有一天，我也会像余切一样，用不说话逼得大家也不说话！”
王锵反驳他：“老俞，你不说话，大家只会说的更大。”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不是余切，你记住我这句话。”
还记得余切打乒乓球的球拍吗？
斯蒂卡，那是个瑞典牌子。
余切这个时候忽然有种狂想——有一天，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在那个地方，我是不是还带着这一副牌子，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名写的作品吗？
我是怎么来的？
我怎么走到这的。
余切说：“什么是新现实主义？这是我一个胡诌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了这个时代，十年二十年就天翻地覆了，人、事、物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老去新来。”
“我们作为文学创作者，也有责任，是不是要见证一些什么，不要说引导什么，至少真切的见证一些事情，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我相信这种东西才能拿到读者的喜欢。”
“比如之前有个小说叫《灵与肉》，现在改编成电影《牧马人》了，那里面的男主角抛弃了荣华富贵，他选择和自己的农村老婆在一起……我来到燕大之后，发现不是这样，大家其实是迷茫的，表现出来就是吟诗作对、打架，精神世界很空虚。”
“迷茫是错的吗？西语系的人不迷茫，他们已经找到天堂，拼命的留学，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重头开始，但是再过四十年，会不会发现自己做了件蠢事情？”
没有人回答余切，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里有很多人可以留美，他们大多数人都去了不回来，有的人去了回来了，还有的人在学校领导的许多次劝阻下，最终放弃了机会。
余切点点头，给了大家思考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作家其实无法引导什么？我们没有这种前瞻性，但可以记录下来，时间可以去证明这些东西的价值。”
“而且，我们也会活到看到的那一天。”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记住了“新现实主义”这个词，他们自发的鼓起了掌。
余切回到社团时，发现这个教室外面，有学生很工整的用红漆抄写了“新现实主义”五个字，并且用白色薄木板作为底子。
牌子钉在了教室外面。
他一来，大家就非常激动的鼓掌，有个学生组织来的同学说：
“来你们社团报名的人很多，我们都注意到了，原来的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新现实主义’社团的发展，所以我们申请给你们配备了新的桌具。”
是的，桌具，崭新的课桌，板凳，小黑板和粉笔，以及数量客观的文学杂志，《当代》、《十月》、《钟声》、《人民文学》……
余切问：“这么多杂志哪来的？”
“这都是大家自发捐出来的，余同学。”
余切发表作品的《红岩》十月刊，就放在所有杂志的最上面。目前来看，他仍然是这个社团第一个上刊物的作者。
哟……还有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呢。
这得花大几十块钱吧。
“这也是捐的？”
“学院特批的。”
产地是羊城的双鱼牌，仔细看，还有用于出口的DHS双鱼牌的英文标志，这种球桌只能在财大气粗的大厂里面看到，是正儿八经的大厂！
比如燕京的人民印刷厂和雪花冰箱厂，那里工人们一干完活儿，甚至没有干完活儿，拿上拍就开始玩球。
——不要光说作家余切在摸鱼，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也就是城里的工人都在摸鱼。
乔公访日，和一大批日本商界人士会面后，日本派出浩浩荡荡的代表团考察中国各地企业，看看中国人到底是钓鱼打窝，还是来真的。
《读卖新闻》的松永就跑到了魔都的一家微电子厂——这代表中国当时的最高工业水平的工厂，发现这家工厂像是一家马路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多半不合格。
一条生产线上，八个人在吃瓜子唠嗑，一个人在照看生产线，接着，唯一看生产线的人也烦了。
然后他去打乒乓球去了。
松永看得瞠目结舌，他就在回国的报道中写：“中国人确实会改革，不改革不行了，他们的效率已经低到令人发指。”
余切觉得这个同学十分熟悉，他问：“你是谁？”
“余同学，我是我们学生组织派来的代表，我也看了你那个《天若有情》，很喜欢，我们还带来了燕大校报的同学，想对你做一个采访。”
余切说：“这怎么采访？”
他意思是现在一百多个人围着我，难不成把所有人都干晾着？
这个代表转头和校报的记者聊了几句，说：“请你对同学们讲一讲，你创办社团的宗旨吧。”
他们为这个事情定性，把调子起得很高：
“我们燕大走出了未名诗社，朦胧诗派、走出了五四文学社，一代又一代传承……”
“我们燕大，一直是全国年轻人的思想阵地和精神上的共同追求，现在，余同学的新现实社团，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燕大新的代表社团，影响到全国其他高校……”
是这么回事。
不然为什么我要创立社团呢？
就是要用燕大辐射到全国其他年轻创作者啊……跟着我走吧，别瞎写了。
五四文学社在多年前同样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组织，但他因为其中走出的文学家太多，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发展，反过来赋予其远超出了社团的权力。
所以余切才搞了个“新现实主义”社团嘛。只是没想到发育的这么快。
这个教室的布局就像是一场发表演讲的大会堂，所有人都看过了自己作品，露出期待的目光，而且把自己围住。
有很多余切的熟人，有未来的大佬，还有正在准备写小说的新秀。
余切还没有说话，所有人叽叽喳喳等待着他，余切还没说话，所有人声音小了，余切还是没有说话，大家面面相觑，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静的像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咔擦一声发出听得见的响。
余切慢条斯理的，扫过了所有人。
俞敏宏和王锵都在那，他们头一次发觉了“沉默的力量”，这是一种可用的演讲技巧。
俞敏宏看的浑身都热了，他压低声音：“有一天，我也会像余切一样，用不说话逼得大家也不说话！”
王锵反驳他：“老俞，你不说话，大家只会说的更大。”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不是余切，你记住我这句话。”
还记得余切打乒乓球的球拍吗？
斯蒂卡，那是个瑞典牌子。
余切这个时候忽然有种狂想——有一天，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在那个地方，我是不是还带着这一副牌子，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名写的作品吗？
我是怎么来的？
我怎么走到这的。
余切说：“什么是新现实主义？这是我一个胡诌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了这个时代，十年二十年就天翻地覆了，人、事、物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老去新来。”
“我们作为文学创作者，也有责任，是不是要见证一些什么，不要说引导什么，至少真切的见证一些事情，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我相信这种东西才能拿到读者的喜欢。”
“比如之前有个小说叫《灵与肉》，现在改编成电影《牧马人》了，那里面的男主角抛弃了荣华富贵，他选择和自己的农村老婆在一起……我来到燕大之后，发现不是这样，大家其实是迷茫的，表现出来就是吟诗作对、打架，精神世界很空虚。”
“迷茫是错的吗？西语系的人不迷茫，他们已经找到天堂，拼命的留学，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重头开始，但是再过四十年，会不会发现自己做了件蠢事情？”
没有人回答余切，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里有很多人可以留美，他们大多数人都去了不回来，有的人去了回来了，还有的人在学校领导的许多次劝阻下，最终放弃了机会。
余切点点头，给了大家思考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作家其实无法引导什么？我们没有这种前瞻性，但可以记录下来，时间可以去证明这些东西的价值。”
“而且，我们也会活到看到的那一天。”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记住了“新现实主义”这个词，他们自发的鼓起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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