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会同经侦队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刘名俭从春江赶来，听完经侦队员的汇报，刘名俭也傻了眼。对胡阿德及潘进驹等人利用**官员做保护伞，在工程招标中提前获取招标信息，制作伪标，拿到工程项目后又通过种种手段追加投资，挖国家墙脚，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实，他已掌握到不少证据，但没想到事实会是这样。
怎么办？专案组开完会，金子杨跟刘名俭急忙向庞书记作了汇报。庞书记同样震惊，他原来预想，胡阿德跟葛陶二人一定会有些瓜葛，但瓜葛如此之深，涉案人员如此之多，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一条毒蛇！他怎么就能……”庞书记话说一半，止住了，目光困惑地落在金子杨脸上，这是他很少有的一次困惑，金子杨跟刘名俭越发感到这案的棘手，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说话。
“没办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收网吧。”过了半天，庞书记沉沉说道。说完，又补充一句：“我一直希望他们能自首，能向组织主动检讨，可惜啊，这两个人，滑得太远了。”庞书记脸上滑过一道阴影，看得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也不愿看到。
“是他们太过贪婪，利欲熏心。”刘名俭道。
“这样的同志，不挽救也罢。”庞书记目光望着远处，像是极不情愿地又说了一句。
商量完葛、陶二人的事，金子杨吃不准地又问：“培明同志呢？是不是也……”
庞书记果断地摆摆手：“他的情况不同，对他，我还是寄予希望。再等等吧，多给他一点时间。”
金子杨跟刘名俭揣着心事出来了，对将要打响的这场反腐战役，两人心中居然没有丝毫的痛快感，毕竟，同志中间出现这样的腐化堕落者，是件令人很沉痛的事。两人沉默着走出省委大院，上车的一瞬，刘名俭忽然说：“春江彩陶案可能另有其人，这事我们冤枉培明同志了。”
金子杨并没有表示惊讶，盛安仍早在两个月前就将那件陶器交到他手上，声明是李希民送给他的，就算冯培明能排除嫌疑，李希民呢？
相比之下，金子杨更不愿意李希民出事。
两个人心事重重回到宾馆，专案组的同志都在等着他们，这一天的金江市，空气似乎格外凝重，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上午10点，纪委终于作出决定，对组织部葛副部长、公安厅陶副厅长、江北大学党委书记楚玉良予以“双规”。同时，经侦队员也接到命令，立即控制潘进驹！
命令下达半小时后，金子杨跟刘名俭脸上还是堆着一层化不开的愁云，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同一个人：政协主席冯培明！
冯培明已经两天没上班了，不是闹情绪，这一次，他是真病了。
三天前他感觉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看，人上了年纪，身体的各个部位挨个儿要跟他过不去，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闹罢工，总之，这两年，身体状况一年比一年差。冯培明刚要打电话通知司机，李希民进来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冯培明是不愿看到这些下属的，尤其是李希民。他总感觉，多年的从政生涯，自己身边并没有一位贴心人，尽管他自始至终在努力，想建立起这么一个阵营，一个在政治上充满激情，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越别人不敢越的雷池，碰别人不敢碰的禁地，又能碰出成果，碰出政绩的阵营。他把这阵营称做革新派，跟夏闻天那样的保守派相斗争，相抗衡。斗争和抗衡，并不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内心里，他是真想干一番大事业，把江北的事情搞上去，特别是江北高教事业，一定要走在全国最前列。为此，冯培明野心勃勃，斗志昂扬，然而，多少年过去了，他脑子里描绘过的蓝图并未实现，理想反而离现实更远。
到底是他错了，还是现实错了？冯培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近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都跟身边人有关，跟他的阵营有关。一开始冯培明不信，认为是造谣，是别人借机打击他，瓦解他，想把他彻底孤立起来，想让他及早离开政治舞台。冯培明为此愤怒、焦躁，陷入从未有过的不自信和不镇定中。庞书记到江北担任一把手，本来对他没有任何冲击，到了年龄，就该到二线，就该到后台，况且政协也不是绝对的后台，只要想干事，还有的是机会。但庞彬来偏偏跟夏闻天关系密切，以前还跟夏闻天一起共过事，这就让他不舒服了。走了一个夏闻天，又来一个庞彬来，都是跟他政见不合者，都是对他抱有成见者。无形之中他就跟庞书记有了隔阂，有了距离。这距离，就是他的心病，就是他的痛。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的脑子里冷不丁就会跳出这么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他就愈发不安，愈发烦躁，愈发地没有耐心，没有判断力和辨别力。作为一名政治家——是的，冯培明一直把自己誉为政治家，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政客，一名官员，政治家是他的梦想，也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人应该是有目标的，当政客，冯培明还没把自己降到那程度，只做一名普通的官员，他又不甘心。政治家，多么耀眼多么有分量的词啊，冯培明常常为此激动得睡不着觉！作为一名政治家，不但要有眼光，要有目标，更要有超常的镇定力，敏锐的眼光，洞察一切驾驭一切的能力！可惜，很多东西他都能想得到，就是做不到。
力不从心啊。到现在，冯培明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他承认，自己这一生，有过梦想，有过辉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生，相比成功而言，败笔更多。
为什么出事的都是他阵营里的，为什么钻空子的都是他身边的人，为什么利欲熏心者都投到了他冯培明门下？夏闻天就没这麻烦嘛，夏闻天身边虽然人不多，大家都对这人有意见，可最终呢，他仍然堂堂正正站在那儿。哪像他，现在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
冯培明重重地叹了声气，抬头问李希民：“有什么事吗？”
李希民没回答，脸色黯然地走到沙发边坐下了。
“你看你这人，问你话哩，没听见？”说着，他咳嗽起来，很厉害。
李希民看他脸憋得通红，几乎要喘不过气的样子，急忙起身：“不要紧吧？”
冯培明又咳了几声，总算止住了，没好气地甩给李希民一句：“你还知道问一句？”
李希民看他脸色，不像是小病，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如果是小病，冯培明不会让别人发现，当年在市里，指挥抗洪救灾，他患了急性胃炎，却坚持在现场挺过了两夜。这方面冯培明是条硬汉子啊！
李希民赶忙倒来一杯热开水，顺手操起电话就打120。冯培明烦躁地说：“你想嚷嚷得全城都知道啊，叫司机，陪我去医院。”
半小时后，车子来到市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怀疑是间质性肺炎，但又不能确定，需要住院观察。一听住院，冯培明不满了：“不就咳嗽几声，住什么院？打吊针，打完回去。”
司机陪着冯培明打吊针的时候，李希民悄悄走出治疗室，给医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正在开会诊会，腾不开身，打发一位副院长过来。在医生办公室，李希民对副院长将情况说了，副院长叫来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刚才并不知道冯培明是政协主席，此时一听，脸色就变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抖。副院长赶忙说：“不用紧张，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就行。”主治医生这才道：“冯主席的身体很不好，我怀疑是由腺病毒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救治，会引起坏死性支气管炎。”李希民不懂医学，一听“坏死”两个字，惊道：“情况是不是很严重，要不要成立专家组？”副院长摇摇头，向他介绍了一番间质性肺炎，说这种病完全可以控制，不过得病人配合。
副院长跟主治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时，李希民给舒伯杨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责备道：“你这秘书长怎么当的，冯主席的病在身上潜伏了两年多，你居然没发现。”舒伯杨听了，也是一阵儿惊慌，他让李希民等在医院，自己马上赶到。
一小时后，医院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主要是舒伯杨来时带了冯培明的秘书，这位30岁的秘书科科长大约从没处理过这类事情，认为主席住院是一件很大的事，他拿着电话，不出10分钟就叫来了十多位部门领导，都是平日跟冯培明走得近的。这些人一来，医院想安静也安静不了了。李希民看着不舒服，又不好跟秘书直说，瞅个机会，向舒伯杨暗示了一下，舒伯杨这才发现刚才还有条不紊的治疗工作因秘书的电话，多了种别的味儿。他把秘书叫到楼道里，训道：“是不是想让全省人民都知道？”秘书刚想辩解，舒伯杨黑着脸道：“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打发走多事的秘书，又劝走闻讯赶来探望的部门领导，舒伯杨到楼下办理了住院手续。一切安排妥当后，已是下午5点，冯培明执意不让他们留在病房：“回去吧，都回去，你们留在这儿，我看着心烦。”
舒伯杨知道，冯培明是想安静一下，如果他们执意留下，弄不好他连液都不输了。于是他向司机叮嘱了一番，两人离开病房，到了楼下，舒伯杨忽然记起什么似的问：“对了，你怎么知道他身体不舒服？”
李希民让舒伯杨问得结舌，是啊，他怎么知道冯培明身体不舒服？
见李希民面露尴尬，舒伯杨没再多问，不过，心里却止不住一阵儿乱想。目前江北这种复杂的形势，谁跟谁之间都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性。沉默了一会儿，李希民终于忍不住道：“我找冯主席，是想说说陶器的事。”
“陶器？什么陶器？”
“一件陶器。”李希民的声音有几分暗淡，跟他的心情一样，这些日子，那件陶器就像一句魔咒，不时跳出来将他折腾一下。
舒伯杨哦了一声，从这声“哦”里，李希民听出，舒伯杨是知道这件陶器的。
“盛秘书长已找我谈过，要我向组织上说清楚。”这时的李希民，真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望，或许他被困得太久了，急需借助别人的力量。
“那就说清楚吧，别再犹豫了。”舒伯杨诚恳地说。
“有些事，怕是很难说清楚啊！”李希民的声音越发灰暗，下午的光线下，他那张脸也比平日暗了许多，整个人看上去有种沧桑感。
舒伯杨的心动了一下，知道李希民怎么会跟冯培明在一起了，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希民，别再犯犹豫了，我们应该相信组织。”
“伯杨，不是我不相信组织，这陶器，背景复杂啊！”
“你是担心……培明主席？”
李希民重重点了下头，舒伯杨能这么想，让他一阵儿轻松，可很快，他的心就又暗了下来：“我是想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谁知他又犯了病。”
“你糊涂，这事让他怎么表态？”
“伯杨，你不知道……”李希民欲言又止。
“我怎么不知道，不就担心他儿子吗？可希民你想过没有，这事要是不向组织主动说清楚，责任就全在你了。还有，你怎么能保证，这陶器就跟他儿子有关？”
李希民不吭声了，类似的问题他想过不止一遍，但真要让他去向组织揭发自己的老上级，他做不出。
李希民又等了两天，两天后，他终于听到消息，姓葛的和姓陶的被“双规”了。
怎么办？就在他举棋不定内心作剧烈斗争时，电话响了，是舒伯杨。
“希民你快来，冯主席要出院，我劝不住。”
李希民匆匆赶到医院，就见冯培明已到楼下，正跟舒伯杨发着火：“要住你住，我躺在那儿，不踏实！”
李希民赶忙劝：“主席，身体要紧，还是回病房吧！”
“身体？我的清白眼看都没了，还要身体做什么？回去，马上回去！”
看来，冯培明已经知道葛、陶二人被“双规”的消息。
回到冯培明家，舒伯杨还想尽尽秘书长的职责，跟保姆叮嘱这些天起居饮食应该注意些什么，谁知冯培明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单位没工作，还是派你来监督我了？”一句话说得舒伯杨离开也不是，留下也不是。李希民似乎洞察到了冯培明的意思，对舒伯杨说：“你先回去吧，我留下照顾。”
舒伯杨走后，冯培明打发保姆去买菜，其实是故意支开保姆，然后冲李希民说：“现在总该跟我说了吧，那件陶器到底怎么回事？”
李希民刚一结巴，冯培明就火了：“你还要遮掩到什么时候，难道要等他们把我抓起来？”
李希民知道再也不能瞒了，这才一五一十将古董商阿朱送他陶器的事说了出来。
冯培明听完，沉吟片刻，还是不大相信李希民的话，追问道：“真是阿朱送的，跟小三没关？”
小三就是他儿子。
李希民赶忙道：“是阿朱，这事跟小三没关。”
“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真的是实话，这事小三并不知道。”
“那好，我问你，你跟阿朱怎么认识的，他平白无故送你陶器，怎么解释？”
“是……潘进驹。”
“潘进驹？”冯培明愈发惊愕。
“潘进驹跟阿朱早就认识，阿朱是替潘进驹说情。江大一期工程，潘进驹没拿到项目，想提前为二期工程做准备。”
“扯淡，他从春江市拿的工程还少吗，江大他没拿到，其他呢，城市学院不是他修的？商学院这几年的工程不是他修的？他要拿多少才够！”
骂完潘进驹，冯培明渐渐冷静下来，不过静了还没5分钟，就又火了：“你打电话，让小三马上回来！”
“这……”李希民不明白他让小三回来的目的，不敢轻率行事。
“打啊，你不是跟他很投缘吗，打电话让他回来，就说他老子要死了，肺癌！”
“主席……”
李希民并不知道，冯培明早就想让儿子回来，春江陶器案一直搁在他心上，令他坐卧不宁，他想亲口问问儿子，事情是不是他做的，那两个民工是不是他害死的？可这个孽障，起先还支吾着，说过些日子就回来，后来跟他通电话，他就不耐烦，最近索性失了踪，冯培明打不通他电话，更找不到他的人！
李希民吞吐半天，才道：“他也很久没跟我联系了，听说……”
“听说什么？”
“他的公司出了问题，好像跟阿朱起了矛盾。”
“混账，都是混账！”
怎么办？专案组开完会，金子杨跟刘名俭急忙向庞书记作了汇报。庞书记同样震惊，他原来预想，胡阿德跟葛陶二人一定会有些瓜葛，但瓜葛如此之深，涉案人员如此之多，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一条毒蛇！他怎么就能……”庞书记话说一半，止住了，目光困惑地落在金子杨脸上，这是他很少有的一次困惑，金子杨跟刘名俭越发感到这案的棘手，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说话。
“没办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收网吧。”过了半天，庞书记沉沉说道。说完，又补充一句：“我一直希望他们能自首，能向组织主动检讨，可惜啊，这两个人，滑得太远了。”庞书记脸上滑过一道阴影，看得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也不愿看到。
“是他们太过贪婪，利欲熏心。”刘名俭道。
“这样的同志，不挽救也罢。”庞书记目光望着远处，像是极不情愿地又说了一句。
商量完葛、陶二人的事，金子杨吃不准地又问：“培明同志呢？是不是也……”
庞书记果断地摆摆手：“他的情况不同，对他，我还是寄予希望。再等等吧，多给他一点时间。”
金子杨跟刘名俭揣着心事出来了，对将要打响的这场反腐战役，两人心中居然没有丝毫的痛快感，毕竟，同志中间出现这样的腐化堕落者，是件令人很沉痛的事。两人沉默着走出省委大院，上车的一瞬，刘名俭忽然说：“春江彩陶案可能另有其人，这事我们冤枉培明同志了。”
金子杨并没有表示惊讶，盛安仍早在两个月前就将那件陶器交到他手上，声明是李希民送给他的，就算冯培明能排除嫌疑，李希民呢？
相比之下，金子杨更不愿意李希民出事。
两个人心事重重回到宾馆，专案组的同志都在等着他们，这一天的金江市，空气似乎格外凝重，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上午10点，纪委终于作出决定，对组织部葛副部长、公安厅陶副厅长、江北大学党委书记楚玉良予以“双规”。同时，经侦队员也接到命令，立即控制潘进驹！
命令下达半小时后，金子杨跟刘名俭脸上还是堆着一层化不开的愁云，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同一个人：政协主席冯培明！
冯培明已经两天没上班了，不是闹情绪，这一次，他是真病了。
三天前他感觉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看，人上了年纪，身体的各个部位挨个儿要跟他过不去，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闹罢工，总之，这两年，身体状况一年比一年差。冯培明刚要打电话通知司机，李希民进来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冯培明是不愿看到这些下属的，尤其是李希民。他总感觉，多年的从政生涯，自己身边并没有一位贴心人，尽管他自始至终在努力，想建立起这么一个阵营，一个在政治上充满激情，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越别人不敢越的雷池，碰别人不敢碰的禁地，又能碰出成果，碰出政绩的阵营。他把这阵营称做革新派，跟夏闻天那样的保守派相斗争，相抗衡。斗争和抗衡，并不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内心里，他是真想干一番大事业，把江北的事情搞上去，特别是江北高教事业，一定要走在全国最前列。为此，冯培明野心勃勃，斗志昂扬，然而，多少年过去了，他脑子里描绘过的蓝图并未实现，理想反而离现实更远。
到底是他错了，还是现实错了？冯培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近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都跟身边人有关，跟他的阵营有关。一开始冯培明不信，认为是造谣，是别人借机打击他，瓦解他，想把他彻底孤立起来，想让他及早离开政治舞台。冯培明为此愤怒、焦躁，陷入从未有过的不自信和不镇定中。庞书记到江北担任一把手，本来对他没有任何冲击，到了年龄，就该到二线，就该到后台，况且政协也不是绝对的后台，只要想干事，还有的是机会。但庞彬来偏偏跟夏闻天关系密切，以前还跟夏闻天一起共过事，这就让他不舒服了。走了一个夏闻天，又来一个庞彬来，都是跟他政见不合者，都是对他抱有成见者。无形之中他就跟庞书记有了隔阂，有了距离。这距离，就是他的心病，就是他的痛。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的脑子里冷不丁就会跳出这么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他就愈发不安，愈发烦躁，愈发地没有耐心，没有判断力和辨别力。作为一名政治家——是的，冯培明一直把自己誉为政治家，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政客，一名官员，政治家是他的梦想，也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人应该是有目标的，当政客，冯培明还没把自己降到那程度，只做一名普通的官员，他又不甘心。政治家，多么耀眼多么有分量的词啊，冯培明常常为此激动得睡不着觉！作为一名政治家，不但要有眼光，要有目标，更要有超常的镇定力，敏锐的眼光，洞察一切驾驭一切的能力！可惜，很多东西他都能想得到，就是做不到。
力不从心啊。到现在，冯培明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他承认，自己这一生，有过梦想，有过辉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生，相比成功而言，败笔更多。
为什么出事的都是他阵营里的，为什么钻空子的都是他身边的人，为什么利欲熏心者都投到了他冯培明门下？夏闻天就没这麻烦嘛，夏闻天身边虽然人不多，大家都对这人有意见，可最终呢，他仍然堂堂正正站在那儿。哪像他，现在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
冯培明重重地叹了声气，抬头问李希民：“有什么事吗？”
李希民没回答，脸色黯然地走到沙发边坐下了。
“你看你这人，问你话哩，没听见？”说着，他咳嗽起来，很厉害。
李希民看他脸憋得通红，几乎要喘不过气的样子，急忙起身：“不要紧吧？”
冯培明又咳了几声，总算止住了，没好气地甩给李希民一句：“你还知道问一句？”
李希民看他脸色，不像是小病，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如果是小病，冯培明不会让别人发现，当年在市里，指挥抗洪救灾，他患了急性胃炎，却坚持在现场挺过了两夜。这方面冯培明是条硬汉子啊！
李希民赶忙倒来一杯热开水，顺手操起电话就打120。冯培明烦躁地说：“你想嚷嚷得全城都知道啊，叫司机，陪我去医院。”
半小时后，车子来到市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怀疑是间质性肺炎，但又不能确定，需要住院观察。一听住院，冯培明不满了：“不就咳嗽几声，住什么院？打吊针，打完回去。”
司机陪着冯培明打吊针的时候，李希民悄悄走出治疗室，给医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正在开会诊会，腾不开身，打发一位副院长过来。在医生办公室，李希民对副院长将情况说了，副院长叫来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刚才并不知道冯培明是政协主席，此时一听，脸色就变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抖。副院长赶忙说：“不用紧张，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就行。”主治医生这才道：“冯主席的身体很不好，我怀疑是由腺病毒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救治，会引起坏死性支气管炎。”李希民不懂医学，一听“坏死”两个字，惊道：“情况是不是很严重，要不要成立专家组？”副院长摇摇头，向他介绍了一番间质性肺炎，说这种病完全可以控制，不过得病人配合。
副院长跟主治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时，李希民给舒伯杨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责备道：“你这秘书长怎么当的，冯主席的病在身上潜伏了两年多，你居然没发现。”舒伯杨听了，也是一阵儿惊慌，他让李希民等在医院，自己马上赶到。
一小时后，医院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主要是舒伯杨来时带了冯培明的秘书，这位30岁的秘书科科长大约从没处理过这类事情，认为主席住院是一件很大的事，他拿着电话，不出10分钟就叫来了十多位部门领导，都是平日跟冯培明走得近的。这些人一来，医院想安静也安静不了了。李希民看着不舒服，又不好跟秘书直说，瞅个机会，向舒伯杨暗示了一下，舒伯杨这才发现刚才还有条不紊的治疗工作因秘书的电话，多了种别的味儿。他把秘书叫到楼道里，训道：“是不是想让全省人民都知道？”秘书刚想辩解，舒伯杨黑着脸道：“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打发走多事的秘书，又劝走闻讯赶来探望的部门领导，舒伯杨到楼下办理了住院手续。一切安排妥当后，已是下午5点，冯培明执意不让他们留在病房：“回去吧，都回去，你们留在这儿，我看着心烦。”
舒伯杨知道，冯培明是想安静一下，如果他们执意留下，弄不好他连液都不输了。于是他向司机叮嘱了一番，两人离开病房，到了楼下，舒伯杨忽然记起什么似的问：“对了，你怎么知道他身体不舒服？”
李希民让舒伯杨问得结舌，是啊，他怎么知道冯培明身体不舒服？
见李希民面露尴尬，舒伯杨没再多问，不过，心里却止不住一阵儿乱想。目前江北这种复杂的形势，谁跟谁之间都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性。沉默了一会儿，李希民终于忍不住道：“我找冯主席，是想说说陶器的事。”
“陶器？什么陶器？”
“一件陶器。”李希民的声音有几分暗淡，跟他的心情一样，这些日子，那件陶器就像一句魔咒，不时跳出来将他折腾一下。
舒伯杨哦了一声，从这声“哦”里，李希民听出，舒伯杨是知道这件陶器的。
“盛秘书长已找我谈过，要我向组织上说清楚。”这时的李希民，真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望，或许他被困得太久了，急需借助别人的力量。
“那就说清楚吧，别再犹豫了。”舒伯杨诚恳地说。
“有些事，怕是很难说清楚啊！”李希民的声音越发灰暗，下午的光线下，他那张脸也比平日暗了许多，整个人看上去有种沧桑感。
舒伯杨的心动了一下，知道李希民怎么会跟冯培明在一起了，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希民，别再犯犹豫了，我们应该相信组织。”
“伯杨，不是我不相信组织，这陶器，背景复杂啊！”
“你是担心……培明主席？”
李希民重重点了下头，舒伯杨能这么想，让他一阵儿轻松，可很快，他的心就又暗了下来：“我是想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谁知他又犯了病。”
“你糊涂，这事让他怎么表态？”
“伯杨，你不知道……”李希民欲言又止。
“我怎么不知道，不就担心他儿子吗？可希民你想过没有，这事要是不向组织主动说清楚，责任就全在你了。还有，你怎么能保证，这陶器就跟他儿子有关？”
李希民不吭声了，类似的问题他想过不止一遍，但真要让他去向组织揭发自己的老上级，他做不出。
李希民又等了两天，两天后，他终于听到消息，姓葛的和姓陶的被“双规”了。
怎么办？就在他举棋不定内心作剧烈斗争时，电话响了，是舒伯杨。
“希民你快来，冯主席要出院，我劝不住。”
李希民匆匆赶到医院，就见冯培明已到楼下，正跟舒伯杨发着火：“要住你住，我躺在那儿，不踏实！”
李希民赶忙劝：“主席，身体要紧，还是回病房吧！”
“身体？我的清白眼看都没了，还要身体做什么？回去，马上回去！”
看来，冯培明已经知道葛、陶二人被“双规”的消息。
回到冯培明家，舒伯杨还想尽尽秘书长的职责，跟保姆叮嘱这些天起居饮食应该注意些什么，谁知冯培明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单位没工作，还是派你来监督我了？”一句话说得舒伯杨离开也不是，留下也不是。李希民似乎洞察到了冯培明的意思，对舒伯杨说：“你先回去吧，我留下照顾。”
舒伯杨走后，冯培明打发保姆去买菜，其实是故意支开保姆，然后冲李希民说：“现在总该跟我说了吧，那件陶器到底怎么回事？”
李希民刚一结巴，冯培明就火了：“你还要遮掩到什么时候，难道要等他们把我抓起来？”
李希民知道再也不能瞒了，这才一五一十将古董商阿朱送他陶器的事说了出来。
冯培明听完，沉吟片刻，还是不大相信李希民的话，追问道：“真是阿朱送的，跟小三没关？”
小三就是他儿子。
李希民赶忙道：“是阿朱，这事跟小三没关。”
“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真的是实话，这事小三并不知道。”
“那好，我问你，你跟阿朱怎么认识的，他平白无故送你陶器，怎么解释？”
“是……潘进驹。”
“潘进驹？”冯培明愈发惊愕。
“潘进驹跟阿朱早就认识，阿朱是替潘进驹说情。江大一期工程，潘进驹没拿到项目，想提前为二期工程做准备。”
“扯淡，他从春江市拿的工程还少吗，江大他没拿到，其他呢，城市学院不是他修的？商学院这几年的工程不是他修的？他要拿多少才够！”
骂完潘进驹，冯培明渐渐冷静下来，不过静了还没5分钟，就又火了：“你打电话，让小三马上回来！”
“这……”李希民不明白他让小三回来的目的，不敢轻率行事。
“打啊，你不是跟他很投缘吗，打电话让他回来，就说他老子要死了，肺癌！”
“主席……”
李希民并不知道，冯培明早就想让儿子回来，春江陶器案一直搁在他心上，令他坐卧不宁，他想亲口问问儿子，事情是不是他做的，那两个民工是不是他害死的？可这个孽障，起先还支吾着，说过些日子就回来，后来跟他通电话，他就不耐烦，最近索性失了踪，冯培明打不通他电话，更找不到他的人！
李希民吞吐半天，才道：“他也很久没跟我联系了，听说……”
“听说什么？”
“他的公司出了问题，好像跟阿朱起了矛盾。”
“混账，都是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