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袁树觉得礼制之类的东西真的很无聊，又繁琐又浪费钱财，除了彰显阶级差异，并没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随着他对汉末社会的逐渐了解，便意识到礼对于这个古典国家的重要性。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门小户平民百姓，整个社会都离不开“礼”。
大到皇帝即位、皇后册封，小到平民之家婚姻嫁娶办丧事，礼是一点都回避不了。
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现代。
现代人结婚、办丧事需要一定的环节，公司开业、个人搬新家、买新车也都要搞一些小环节，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
当这些东西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便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包括对政治、经济方面，也会有莫大的影响力，稍微有些变动，都会引起社会震动。
所以，后来的王朝都会有一个“礼部”，且地位往往都特别崇高。
比如明代资深大臣进入内阁之前，都要先进礼部做礼部尚书熟悉朝廷礼制，然后才能进入内阁成为“阁老”。
在汉朝，因为秦火导致的礼制记载不全，以及今古文双方的明争暗斗，使得一些礼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能够在礼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理解和声望，对于个人地位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杨彪就非常直接的选择了讨论礼制问题。
在这个议题之中，所谓三年之丧，指的是服丧期。
一般来说，正常人家、官宦人家有了丧事，子辈会有三年丧期，三年之内要穿破旧的衣服，住在父母坟墓旁边，吃素，不准有娱乐活动，以此表达哀思。
而放到国家层面，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之后，要不要也搞三年丧期，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最开始据说是有的，但是后面考虑到太过于耽误国事，所以又有了各种放缓的规定，比如让新皇帝服丧七天意思意思，接着就恢复原样。
但是所谓三年国丧毕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礼制，自己关起门来怎么搞是自己的事情，放到公开场合甚至是外交场合，要不要遵守、三年之内搞不搞事情，在春秋战国和汉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当这个问题撞上了卿出聘之礼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新君即位，往往需要遣使外出各邦交国搞外交活动，告诉这些邦交国自己这边换了老大，新老大是谁谁谁，我们互相之间熟悉熟悉，继续过往的友好，不要生分之类的。
这对于一国新君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直到现代，一个国家的新任领导人上任之后，也会在任期的开始就出国去到重要的邦交国访问，交代一些事情，这几乎是惯例。
但是在这个时代，就和孝道礼制扯上了关系。
你老爹死了，你大张旗鼓派人出去告诉别人你老爹死了，你当了新老大，让人家和你亲善，这是不是有违孝道？是不是不太尊重死人？要不要三年之后再说这种事情？
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乎孝道和国家颜面的重要礼制议题。
在这个议题上，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今文学派认为三年之丧不可以使卿出聘，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可以。
放到眼下，杨彪就秉持今文学派的看法。
他引用公羊春秋的意见，反对左氏春秋的看法，表示道：“三年之丧，不得使卿出聘，若出，有违孝道人伦。”
杨彪出招了，袁树当然要接招。
“按照周礼，诸侯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乎古礼，何难之？”
袁树的意思就是，按照现今流传下来的周礼规定，诸侯之间的交往，每年一次的称为问，每隔几年一次的称为聘，新君聘问他国或者他国来聘问称朝。
这里头没有说过三年之丧不允许诸侯之间互相邦交问候的规矩啊。
杨彪还是摇头。
“古之贤王以忠孝治天下，三年丧期未出而行事，有违人伦，当为不孝。”
袁树并不退避。
“左氏云，继位者，既葬除丧，丧期当以下葬之日为限，下葬之后，便可除丧，行政事，如若不然，三年不行政事，岂非天下大乱？”
杨彪继续辩驳。
“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天子遣毛伯来求金，但是春秋经记载中并未承认这是王命，说明春秋不认可三年之丧可使卿出聘，左氏所言，谬矣！”
袁树笑了笑。
“春秋之所以不承认这是王命，是因为襄王未正式下葬，只要没有正式下葬，就算过了一年，也不能认为出了丧期，宣公十三年夏四月，齐惠公卒，冬，新君便遣使访问鲁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彪立刻开动大脑全力思索，找寻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左思右想拼命检索，也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袁树看杨彪涨红了脸使劲儿思考而不得的样子，也不惯着他，继续进攻。
“树以为，只要葬礼完成，就算没有超过年限，也可以派遣使臣外出访问诸国，古人云入土为安，下葬之后，死者既安，寻常人无大事，可服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为国操劳，不可有三年丧期。”
杨彪思考再三，想不到辩驳的例子，面对袁树不留情面的攻击，虽有不甘，也只能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我没有辩驳的办法，这是因为我学识浅薄的原因，并非是礼制的问题。”
围观群众一片哗然。
杨彪这话是在为自己挽尊，但也是认输的意思。
自己说不过袁树，那就是输了，至于到底是杨彪说的对还是袁树说的对……他们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决定权。
杨彪由此意识到了袁树的难缠，更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袁树的知识储备与思维能力，于是抖擞精神，又一次拍马来战。
这一次的辩论议题是——卿大夫是否可以世袭其位？
杨彪当然是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上，表示卿大夫不得世袭其位。
他本以为袁树会和他辩论，但是没想到袁树居然点头认同了他的看法，表示这一议题可以就此略过。
围观群众感到惊讶，马融也觉得有点意外。
虽然袁树出身自今文经典阀阅之家，但是在这里，他是马融的弟子，代表的是古文经学派，杨彪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上提出论据，你袁树应该引用左氏论据反驳他啊。
古文学派认为卿大夫中优秀有德行的人是可以世袭其位的。
结果袁树直接表示自己认同今文学派的这一看法，连杨彪都有点不会了。
“卿大夫当然不可世袭其位，朝廷官职无论如何都不能世袭，能世袭者，唯爵位矣，察举推行已久，骤然改变，则天下之众不得进身为官、吏，时间越久，愤恨越深，愤恨越深，则大汉危矣。”
袁树抛下这么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不会因为学派、意气之争而忽视实际情况，在他这里，真理才是排第一的。
他的这个态度让杨彪很是意外。
由此，心中竟然生出了一丝丝对袁树的好感。
马融看着场面有些尴尬，发言表态，让他们开始下一议题，现在的这个，就不要再说了。
于是，这一轮结果不作数，马融亲自选题，以【立国之嗣君】为题，让两人辩论。
这个议题也是相当有争议且很有辩论价值的议题。
嗣君选择的问题贯穿中国古代历史上下五千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打补丁完善这一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始终无法完善，总是会闹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一次，是袁树首先进攻。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有嫡立嫡，若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左传的意思其实和后来历朝历代通行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相似，不过提出了更多的补丁。
比如如果没有嫡子，那么庶子中年龄如果相近，就看谁的品德好，要是连品德都差不多，那么就要请出最后的方法——占卜。
总而言之，君主不能因为私下里的偏爱而立嗣君，在立嗣君的这件事情上，众望才是最根本的。
这是大家都认可的规则。
而杨彪显然对这一看法很是不满。
“左传言之凿凿，然君主若贤，群臣百姓心悦从之，王意便是民意，如何能使王不立爱也？”
杨彪就是从一个相对现实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立嗣君的事情上，君主往往有很大的自主权，虽然会受到群臣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究竟有没有用，还要分时候。
如果是很有能力、威望的君王，那么群臣习惯听从他的号令，不会与他作对，又如何能阻拦他立自己喜爱的儿子为嗣君呢？
说白了，今文学派在限制君权这方面是有传统的，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君主的权力其实在不断地增强，而且这种增强更多来自制度层面。
这就很可怕了。
一旦形成制度，就意味着皇帝可以理所当然的掌握重大权力，很多事情上都可以乾纲独断，而不需要听从臣属的建议，臣属只能成为应声虫，而无法和古代贤臣那样成为重要辅佐。
今文学派意识到了这种趋势，所以才在西汉后期提出了天囚理论，试图限制皇帝的权力，然后被皇帝一刀剁掉了命根子，就此失去了进取意志。
虽然整个学派是日渐衰颓，但是杨彪作为这个体系当中顶层的存在，还是持有基本上的对君权进行限制、不能让君主为所欲为的态度。
所以他认为古文学派秉持的这一系列看法过于理想，没有考虑到实际问题。
这一问题的最大变数就是来自于皇帝，而非品德、年龄。
但是随着他对汉末社会的逐渐了解，便意识到礼对于这个古典国家的重要性。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门小户平民百姓，整个社会都离不开“礼”。
大到皇帝即位、皇后册封，小到平民之家婚姻嫁娶办丧事，礼是一点都回避不了。
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现代。
现代人结婚、办丧事需要一定的环节，公司开业、个人搬新家、买新车也都要搞一些小环节，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
当这些东西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便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包括对政治、经济方面，也会有莫大的影响力，稍微有些变动，都会引起社会震动。
所以，后来的王朝都会有一个“礼部”，且地位往往都特别崇高。
比如明代资深大臣进入内阁之前，都要先进礼部做礼部尚书熟悉朝廷礼制，然后才能进入内阁成为“阁老”。
在汉朝，因为秦火导致的礼制记载不全，以及今古文双方的明争暗斗，使得一些礼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能够在礼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理解和声望，对于个人地位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杨彪就非常直接的选择了讨论礼制问题。
在这个议题之中，所谓三年之丧，指的是服丧期。
一般来说，正常人家、官宦人家有了丧事，子辈会有三年丧期，三年之内要穿破旧的衣服，住在父母坟墓旁边，吃素，不准有娱乐活动，以此表达哀思。
而放到国家层面，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之后，要不要也搞三年丧期，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最开始据说是有的，但是后面考虑到太过于耽误国事，所以又有了各种放缓的规定，比如让新皇帝服丧七天意思意思，接着就恢复原样。
但是所谓三年国丧毕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礼制，自己关起门来怎么搞是自己的事情，放到公开场合甚至是外交场合，要不要遵守、三年之内搞不搞事情，在春秋战国和汉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当这个问题撞上了卿出聘之礼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新君即位，往往需要遣使外出各邦交国搞外交活动，告诉这些邦交国自己这边换了老大，新老大是谁谁谁，我们互相之间熟悉熟悉，继续过往的友好，不要生分之类的。
这对于一国新君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直到现代，一个国家的新任领导人上任之后，也会在任期的开始就出国去到重要的邦交国访问，交代一些事情，这几乎是惯例。
但是在这个时代，就和孝道礼制扯上了关系。
你老爹死了，你大张旗鼓派人出去告诉别人你老爹死了，你当了新老大，让人家和你亲善，这是不是有违孝道？是不是不太尊重死人？要不要三年之后再说这种事情？
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乎孝道和国家颜面的重要礼制议题。
在这个议题上，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今文学派认为三年之丧不可以使卿出聘，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可以。
放到眼下，杨彪就秉持今文学派的看法。
他引用公羊春秋的意见，反对左氏春秋的看法，表示道：“三年之丧，不得使卿出聘，若出，有违孝道人伦。”
杨彪出招了，袁树当然要接招。
“按照周礼，诸侯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乎古礼，何难之？”
袁树的意思就是，按照现今流传下来的周礼规定，诸侯之间的交往，每年一次的称为问，每隔几年一次的称为聘，新君聘问他国或者他国来聘问称朝。
这里头没有说过三年之丧不允许诸侯之间互相邦交问候的规矩啊。
杨彪还是摇头。
“古之贤王以忠孝治天下，三年丧期未出而行事，有违人伦，当为不孝。”
袁树并不退避。
“左氏云，继位者，既葬除丧，丧期当以下葬之日为限，下葬之后，便可除丧，行政事，如若不然，三年不行政事，岂非天下大乱？”
杨彪继续辩驳。
“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天子遣毛伯来求金，但是春秋经记载中并未承认这是王命，说明春秋不认可三年之丧可使卿出聘，左氏所言，谬矣！”
袁树笑了笑。
“春秋之所以不承认这是王命，是因为襄王未正式下葬，只要没有正式下葬，就算过了一年，也不能认为出了丧期，宣公十三年夏四月，齐惠公卒，冬，新君便遣使访问鲁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彪立刻开动大脑全力思索，找寻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左思右想拼命检索，也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袁树看杨彪涨红了脸使劲儿思考而不得的样子，也不惯着他，继续进攻。
“树以为，只要葬礼完成，就算没有超过年限，也可以派遣使臣外出访问诸国，古人云入土为安，下葬之后，死者既安，寻常人无大事，可服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为国操劳，不可有三年丧期。”
杨彪思考再三，想不到辩驳的例子，面对袁树不留情面的攻击，虽有不甘，也只能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我没有辩驳的办法，这是因为我学识浅薄的原因，并非是礼制的问题。”
围观群众一片哗然。
杨彪这话是在为自己挽尊，但也是认输的意思。
自己说不过袁树，那就是输了，至于到底是杨彪说的对还是袁树说的对……他们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决定权。
杨彪由此意识到了袁树的难缠，更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袁树的知识储备与思维能力，于是抖擞精神，又一次拍马来战。
这一次的辩论议题是——卿大夫是否可以世袭其位？
杨彪当然是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上，表示卿大夫不得世袭其位。
他本以为袁树会和他辩论，但是没想到袁树居然点头认同了他的看法，表示这一议题可以就此略过。
围观群众感到惊讶，马融也觉得有点意外。
虽然袁树出身自今文经典阀阅之家，但是在这里，他是马融的弟子，代表的是古文经学派，杨彪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上提出论据，你袁树应该引用左氏论据反驳他啊。
古文学派认为卿大夫中优秀有德行的人是可以世袭其位的。
结果袁树直接表示自己认同今文学派的这一看法，连杨彪都有点不会了。
“卿大夫当然不可世袭其位，朝廷官职无论如何都不能世袭，能世袭者，唯爵位矣，察举推行已久，骤然改变，则天下之众不得进身为官、吏，时间越久，愤恨越深，愤恨越深，则大汉危矣。”
袁树抛下这么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不会因为学派、意气之争而忽视实际情况，在他这里，真理才是排第一的。
他的这个态度让杨彪很是意外。
由此，心中竟然生出了一丝丝对袁树的好感。
马融看着场面有些尴尬，发言表态，让他们开始下一议题，现在的这个，就不要再说了。
于是，这一轮结果不作数，马融亲自选题，以【立国之嗣君】为题，让两人辩论。
这个议题也是相当有争议且很有辩论价值的议题。
嗣君选择的问题贯穿中国古代历史上下五千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打补丁完善这一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始终无法完善，总是会闹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一次，是袁树首先进攻。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有嫡立嫡，若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左传的意思其实和后来历朝历代通行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相似，不过提出了更多的补丁。
比如如果没有嫡子，那么庶子中年龄如果相近，就看谁的品德好，要是连品德都差不多，那么就要请出最后的方法——占卜。
总而言之，君主不能因为私下里的偏爱而立嗣君，在立嗣君的这件事情上，众望才是最根本的。
这是大家都认可的规则。
而杨彪显然对这一看法很是不满。
“左传言之凿凿，然君主若贤，群臣百姓心悦从之，王意便是民意，如何能使王不立爱也？”
杨彪就是从一个相对现实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立嗣君的事情上，君主往往有很大的自主权，虽然会受到群臣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究竟有没有用，还要分时候。
如果是很有能力、威望的君王，那么群臣习惯听从他的号令，不会与他作对，又如何能阻拦他立自己喜爱的儿子为嗣君呢？
说白了，今文学派在限制君权这方面是有传统的，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君主的权力其实在不断地增强，而且这种增强更多来自制度层面。
这就很可怕了。
一旦形成制度，就意味着皇帝可以理所当然的掌握重大权力，很多事情上都可以乾纲独断，而不需要听从臣属的建议，臣属只能成为应声虫，而无法和古代贤臣那样成为重要辅佐。
今文学派意识到了这种趋势，所以才在西汉后期提出了天囚理论，试图限制皇帝的权力，然后被皇帝一刀剁掉了命根子，就此失去了进取意志。
虽然整个学派是日渐衰颓，但是杨彪作为这个体系当中顶层的存在，还是持有基本上的对君权进行限制、不能让君主为所欲为的态度。
所以他认为古文学派秉持的这一系列看法过于理想，没有考虑到实际问题。
这一问题的最大变数就是来自于皇帝，而非品德、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