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2章 春风吹又生
蜀地的创伤从太祖到太宗，始终未得到彻底而有效的抚慰，真宗即位不久之后，历史遗留问题又发展成现实问题，继续困扰着这位帝国新君。
因“王小波、李顺之乱”，朝廷将成都府降格为益州，并以符昭寿为益州钤辖，“钤辖”是当地的一把手，可以简单理解为“节度使”。
提起符昭寿，也许无人知道，但要提他的家族，那可是大名鼎鼎：他爹符彦卿，爷爷符存审（李存审，李克用养子）；他有三个亲姐妹，老大、老二先后嫁给了柴荣，老三嫁给了赵光义。
一门三代为名将，三个女儿全是皇后。史书称符氏“近代贵盛，无与为比”。
然而这位符昭寿却有辱门风，十足的纨绔子弟、浪荡公子，他能坐镇川蜀，完全是靠着家族的人脉，毕竟他是真宗赵恒的舅舅。
益州钤辖，肩负着抚平战争创伤、缓和官民矛盾、修复地方与中央裂痕、恢复秩序等等重任，然而符昭寿却完全放手不管，去他滴、爱谁谁，那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呢？答：弘扬蜀锦。来看一下他具体的做法：
“多集锦工，织作纤丽”，俨然成了蜀锦制造商，但是——重点来了——零成本生产。所需原材料是通过赊账的方式骗来，一开始还是“骗”，后来干脆明抢，不装了，他摊牌了。这些脏活都下派给手下部队，让军士们去执行，他只坐在家里等着数钱。时间不长，他手下的将士们就怨声载道，毕竟是当兵不是当土匪，立志保家卫国不是打家劫舍。
再来看川蜀地区的二把手——益州知州牛冕，五个字的评语，“宽弛无政事”，啥都不管，又是一个甩手掌柜。
那么成都（此时应叫“益州”）的事务实际由谁来管理呢？由都虞侯王钧和董福来掌管成都的军队。其中董福为人正直，治军严格，军纪严明，待遇优厚；而王钧则与之相反，多少带有些符昭寿、牛冕的气质，对部下缺乏约束，为了拉拢部下，王钧纵容他们酗酒、赌博，鼓励他们超前消费，把军饷全部挥霍一空。
咸平二年（999）12月，符昭寿、牛冕在成都东郊举行了一次大阅兵，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前来参观。结果这一看，就看出了乐子。在军饷赏赐相同的情况下，两部人马画面却极为反差：
迎面走来的是董福所部，他们盔明甲亮，军容齐整，将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步伐铿锵有力，背景音是《钢铁洪流进行曲》，堪称帝国仪仗队；
下面走来的是王钧所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将士们一个个精神涣散萎靡不振，步履蹒跚踉跄，背景音是《二泉映月》，堪称丐帮代表团……
百姓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这让王钧所部破防了，将怒火转移到董福所部，当场口吐芬芳，诟骂不已。
几天后，是咸平三年（1000）的新春佳节，正月初一这天，大小官吏们聚集到成都府衙，向符昭寿等贺正旦，却迟迟不见符昭寿现身，等来等去，等到一个晴天霹雳：兵变了！
一个名叫赵延顺的士兵（戍卒），竟然发动了兵变，杀死了符昭寿，又率众占领了兵器库，向众人分发武器铠甲。
官员们大惊失色，纷纷四散出逃。知州牛冕与转运使张适缒城而出，唯有都巡检使刘绍荣勇敢反抗。
赵延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很有自知之明，于是率众推戴刘绍荣为首领。
刘绍荣收起弓，怒骂道：“我本是华侨（辽属幽州人），弃暗投明，归顺了朝廷，今日岂能与尔等同流合污？我誓死不从！”
赵延顺暂时没有杀害刘绍荣的胆量，只能先将其关押，等他回心转意，弃明投暗。
兵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均那里。都监王泽急忙找到王均，“看看你部下干的好事！赶紧去处理一下。”
王均急急忙忙来到案发现场。赵延顺看见顶头上司莅临指导工作，欢呼雀跃，随即率众簇拥着王均入城，推戴他为首领。
也许王均一开始真的只是想把事情平息下去，但气氛烘托到了，不说几句应景的话似乎不太合适。王均问自己的亲密部下——指挥使孙进，问他愿不愿意上山入伙。
孙进不从，于是当场被杀。
又听说刘绍荣也是一位铮铮男儿，于是又将刘绍荣缢杀。
随后，入戏过深的王均就玩儿了个大的——建国称帝！
王均控制了成都，改国号为“大蜀”，改元“化顺”。建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部众攻打汉州，牛冕等高官弃城逃跑。一场声势浩大的割据叛乱又发生在了川蜀大地。在汉州取得“开国之战”首胜后，王均挥师进攻绵州，不利，继而转头攻打剑门关，又不利，于是灰溜溜抄小路逃回成都。
这就接上了前文节点，咸平三年（1000）的春节假期里，真宗接连接到了契丹退兵、蜀地僭号称帝的奏章，这也是宋军为何不敢对撤退的辽军穷追猛打的原因之一。
王均发动叛乱后，知蜀州杨怀忠就不等诏书而先行募兵讨贼，他募集了本地民兵，又与邻州的巡逻队一起讨贼，当时王均正率领主力部队攻打剑门关，杨怀忠趁虚偷家，攻克成都北门，焚烧子城，但随后作战失利，不得不退还。
其实这个小细节能说明很多问题。杨怀忠有胆有识有魄力，但他只能临时招募民兵（乡丁）、借用邻州巡逻队（巡检兵），充其量是一支警察、城管、农民工队伍，作战力当然远不及以正规军为主的贼兵。
这就是太祖改革的一个弊端，过分削弱地方军队，使得天下精锐尽在禁军，即便有禁军驻扎于地方，地方官员也无法调动。所以一旦地方军队（王均）造反，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派来天兵天将（禁军），地方郡县根本无力征讨。所以后来征剿梁山好汉还须高太尉率领禁军前来送死。
失败后的杨怀忠并不气馁，他重整旗鼓，传檄嘉、眉等7州，又集合起一支由民兵为主的队伍。当时王均派赵延顺攻掠邛州、蜀州，杨怀忠与之大战，将贼军稍稍打退，随后在战略要地背水列阵，经过一番激战，贼军败退，杨怀忠乘胜追击，一路追到成都城南十五里。
杨怀忠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强攻城池，而是原地安营扎寨，等待王师援兵；王均也不敢出战，闭门不出。
“有本事你进来。”
“有本事你出来。”
在杨怀忠审时度势、意志坚定地斗争之下，贼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与此同时，朝廷的援兵也及时投入战场。平贼总司令雷有终驻军于成都城外，将王均死死堵在城中，都巡检使张思钧则收复了汉州。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官军转移。
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王均开城突围跑路。
雷有终大喜，忙与上官正、石普等率军入城，抢夺平贼大功。唯有李继昌感觉事有蹊跷，劝雷有终谨慎行事，不要中了贼军的奸计。
“贼军困守城中又屡战屡败，城破指日可待，唯有抱头鼠窜，何来奸计？”雷有终对李继昌的建议嗤之以鼻，认为他过于谨慎而近乎迂腐，小脚女人！遂下令即刻入城接管。
李继昌没有跟随大部队，而是率领本部兵马返回营地，做好战斗准备。
雷有终的官军唤起了我们最初的记忆，此时宋朝的官军与本书开头的唐朝官军如出一辙，御敌无术、扰民有方，他们急于进城的目的不是驱逐贼兵，而是趁乱剽掠百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来都来了，岂有不零元购之道理？
果不出所料，这真是王均的诡计。当官军鱼贯而入，四散劫掠百姓时，城门忽然被关闭，交通要道上也被各种路障所阻塞。等雷有终发现情况不妙时，王均已经开始了他的大屠杀，官军被杀得人仰马翻，乱作一团，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雷有终等高级将领不得不缒城而出，仓皇逃到汉州，而随他入城的将士则几乎遭遇团灭。
如同黄巢当年在长安的回马枪一样，重新控制成都的王均也向城中百姓挥舞起了无情的屠刀，凡是“亲宋”分子或者只是被怀疑有“亲宋”倾向的，一律当众肢解，借以恐吓民众，逼迫百姓加入他的部队。除此之外，丧心病狂的王均还逼迫僧人加入贼军。“士民、僧道之少壮者皆为兵”，王均在他们的手臂和脸上都刺字纹身，然后剪去头发，再分发贼军的军装，混编入旧有的部队中，如此一来，做到了“全民皆兵”，谁也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贼军还是平民，斩断了他们投靠官军的道路。
雷有终则四处张贴榜文，宣示朝廷“只诛首恶，余皆不问”的一贯招抚政策，每天前来投靠的“贼军”多达数百人。同时，雷有终、杨怀忠等人一方面加强了汉州根据地的防御建设，一方面则在各险要、枢纽地区设置据点要塞，由成都城小包围转变为地区性大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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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蜀地的创伤从太祖到太宗，始终未得到彻底而有效的抚慰，真宗即位不久之后，历史遗留问题又发展成现实问题，继续困扰着这位帝国新君。
因“王小波、李顺之乱”，朝廷将成都府降格为益州，并以符昭寿为益州钤辖，“钤辖”是当地的一把手，可以简单理解为“节度使”。
提起符昭寿，也许无人知道，但要提他的家族，那可是大名鼎鼎：他爹符彦卿，爷爷符存审（李存审，李克用养子）；他有三个亲姐妹，老大、老二先后嫁给了柴荣，老三嫁给了赵光义。
一门三代为名将，三个女儿全是皇后。史书称符氏“近代贵盛，无与为比”。
然而这位符昭寿却有辱门风，十足的纨绔子弟、浪荡公子，他能坐镇川蜀，完全是靠着家族的人脉，毕竟他是真宗赵恒的舅舅。
益州钤辖，肩负着抚平战争创伤、缓和官民矛盾、修复地方与中央裂痕、恢复秩序等等重任，然而符昭寿却完全放手不管，去他滴、爱谁谁，那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呢？答：弘扬蜀锦。来看一下他具体的做法：
“多集锦工，织作纤丽”，俨然成了蜀锦制造商，但是——重点来了——零成本生产。所需原材料是通过赊账的方式骗来，一开始还是“骗”，后来干脆明抢，不装了，他摊牌了。这些脏活都下派给手下部队，让军士们去执行，他只坐在家里等着数钱。时间不长，他手下的将士们就怨声载道，毕竟是当兵不是当土匪，立志保家卫国不是打家劫舍。
再来看川蜀地区的二把手——益州知州牛冕，五个字的评语，“宽弛无政事”，啥都不管，又是一个甩手掌柜。
那么成都（此时应叫“益州”）的事务实际由谁来管理呢？由都虞侯王钧和董福来掌管成都的军队。其中董福为人正直，治军严格，军纪严明，待遇优厚；而王钧则与之相反，多少带有些符昭寿、牛冕的气质，对部下缺乏约束，为了拉拢部下，王钧纵容他们酗酒、赌博，鼓励他们超前消费，把军饷全部挥霍一空。
咸平二年（999）12月，符昭寿、牛冕在成都东郊举行了一次大阅兵，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前来参观。结果这一看，就看出了乐子。在军饷赏赐相同的情况下，两部人马画面却极为反差：
迎面走来的是董福所部，他们盔明甲亮，军容齐整，将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步伐铿锵有力，背景音是《钢铁洪流进行曲》，堪称帝国仪仗队；
下面走来的是王钧所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将士们一个个精神涣散萎靡不振，步履蹒跚踉跄，背景音是《二泉映月》，堪称丐帮代表团……
百姓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这让王钧所部破防了，将怒火转移到董福所部，当场口吐芬芳，诟骂不已。
几天后，是咸平三年（1000）的新春佳节，正月初一这天，大小官吏们聚集到成都府衙，向符昭寿等贺正旦，却迟迟不见符昭寿现身，等来等去，等到一个晴天霹雳：兵变了！
一个名叫赵延顺的士兵（戍卒），竟然发动了兵变，杀死了符昭寿，又率众占领了兵器库，向众人分发武器铠甲。
官员们大惊失色，纷纷四散出逃。知州牛冕与转运使张适缒城而出，唯有都巡检使刘绍荣勇敢反抗。
赵延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很有自知之明，于是率众推戴刘绍荣为首领。
刘绍荣收起弓，怒骂道：“我本是华侨（辽属幽州人），弃暗投明，归顺了朝廷，今日岂能与尔等同流合污？我誓死不从！”
赵延顺暂时没有杀害刘绍荣的胆量，只能先将其关押，等他回心转意，弃明投暗。
兵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均那里。都监王泽急忙找到王均，“看看你部下干的好事！赶紧去处理一下。”
王均急急忙忙来到案发现场。赵延顺看见顶头上司莅临指导工作，欢呼雀跃，随即率众簇拥着王均入城，推戴他为首领。
也许王均一开始真的只是想把事情平息下去，但气氛烘托到了，不说几句应景的话似乎不太合适。王均问自己的亲密部下——指挥使孙进，问他愿不愿意上山入伙。
孙进不从，于是当场被杀。
又听说刘绍荣也是一位铮铮男儿，于是又将刘绍荣缢杀。
随后，入戏过深的王均就玩儿了个大的——建国称帝！
王均控制了成都，改国号为“大蜀”，改元“化顺”。建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部众攻打汉州，牛冕等高官弃城逃跑。一场声势浩大的割据叛乱又发生在了川蜀大地。在汉州取得“开国之战”首胜后，王均挥师进攻绵州，不利，继而转头攻打剑门关，又不利，于是灰溜溜抄小路逃回成都。
这就接上了前文节点，咸平三年（1000）的春节假期里，真宗接连接到了契丹退兵、蜀地僭号称帝的奏章，这也是宋军为何不敢对撤退的辽军穷追猛打的原因之一。
王均发动叛乱后，知蜀州杨怀忠就不等诏书而先行募兵讨贼，他募集了本地民兵，又与邻州的巡逻队一起讨贼，当时王均正率领主力部队攻打剑门关，杨怀忠趁虚偷家，攻克成都北门，焚烧子城，但随后作战失利，不得不退还。
其实这个小细节能说明很多问题。杨怀忠有胆有识有魄力，但他只能临时招募民兵（乡丁）、借用邻州巡逻队（巡检兵），充其量是一支警察、城管、农民工队伍，作战力当然远不及以正规军为主的贼兵。
这就是太祖改革的一个弊端，过分削弱地方军队，使得天下精锐尽在禁军，即便有禁军驻扎于地方，地方官员也无法调动。所以一旦地方军队（王均）造反，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派来天兵天将（禁军），地方郡县根本无力征讨。所以后来征剿梁山好汉还须高太尉率领禁军前来送死。
失败后的杨怀忠并不气馁，他重整旗鼓，传檄嘉、眉等7州，又集合起一支由民兵为主的队伍。当时王均派赵延顺攻掠邛州、蜀州，杨怀忠与之大战，将贼军稍稍打退，随后在战略要地背水列阵，经过一番激战，贼军败退，杨怀忠乘胜追击，一路追到成都城南十五里。
杨怀忠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强攻城池，而是原地安营扎寨，等待王师援兵；王均也不敢出战，闭门不出。
“有本事你进来。”
“有本事你出来。”
在杨怀忠审时度势、意志坚定地斗争之下，贼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与此同时，朝廷的援兵也及时投入战场。平贼总司令雷有终驻军于成都城外，将王均死死堵在城中，都巡检使张思钧则收复了汉州。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官军转移。
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王均开城突围跑路。
雷有终大喜，忙与上官正、石普等率军入城，抢夺平贼大功。唯有李继昌感觉事有蹊跷，劝雷有终谨慎行事，不要中了贼军的奸计。
“贼军困守城中又屡战屡败，城破指日可待，唯有抱头鼠窜，何来奸计？”雷有终对李继昌的建议嗤之以鼻，认为他过于谨慎而近乎迂腐，小脚女人！遂下令即刻入城接管。
李继昌没有跟随大部队，而是率领本部兵马返回营地，做好战斗准备。
雷有终的官军唤起了我们最初的记忆，此时宋朝的官军与本书开头的唐朝官军如出一辙，御敌无术、扰民有方，他们急于进城的目的不是驱逐贼兵，而是趁乱剽掠百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来都来了，岂有不零元购之道理？
果不出所料，这真是王均的诡计。当官军鱼贯而入，四散劫掠百姓时，城门忽然被关闭，交通要道上也被各种路障所阻塞。等雷有终发现情况不妙时，王均已经开始了他的大屠杀，官军被杀得人仰马翻，乱作一团，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雷有终等高级将领不得不缒城而出，仓皇逃到汉州，而随他入城的将士则几乎遭遇团灭。
如同黄巢当年在长安的回马枪一样，重新控制成都的王均也向城中百姓挥舞起了无情的屠刀，凡是“亲宋”分子或者只是被怀疑有“亲宋”倾向的，一律当众肢解，借以恐吓民众，逼迫百姓加入他的部队。除此之外，丧心病狂的王均还逼迫僧人加入贼军。“士民、僧道之少壮者皆为兵”，王均在他们的手臂和脸上都刺字纹身，然后剪去头发，再分发贼军的军装，混编入旧有的部队中，如此一来，做到了“全民皆兵”，谁也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贼军还是平民，斩断了他们投靠官军的道路。
雷有终则四处张贴榜文，宣示朝廷“只诛首恶，余皆不问”的一贯招抚政策，每天前来投靠的“贼军”多达数百人。同时，雷有终、杨怀忠等人一方面加强了汉州根据地的防御建设，一方面则在各险要、枢纽地区设置据点要塞，由成都城小包围转变为地区性大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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