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不满意我送他的手机，说：“这玩意，还天使呢，一看就是不入流的山寨货，都不好意思拿手上。”
我的二姐夫哎，你真的有点二！都抛妻别子了，都寄人篱下了，还有心情搁这儿挑三拣四，挑肥拣瘦。
我说：“手机有用的就行了，现在谁还靠它显摆。又不是十年前，想风光非得腰里别个BB机，手里掂个大哥大。”
他接着找碴：“连个包装盒都没有，不会是旧的吧？”
我说：“包装盒好说，你要几个，回头我去人公司给你拿。”
孙建国看出了我的不悦，也听出了我的揶揄，不提手机的事了。
不提手机，提手机卡，“老三，我得去办张卡。”
我说：“去办呗，走前给吴兵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看着。吴总不容易，经不起折腾。”
他做了个数钱的手势：“NoMoney！”脸不红心不跳，镇定自若。
我没好气地说：“你大老远来这儿，身上就不带点钱吗？”
他说：“老三，你二姐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把钱看得紧紧的，整个一守财奴，整个一葛朗台。”
他提我姐，我没话了，只好数出1千块钱给他：“发工资还我。”
孙建国喜上眉梢，朝远处的小伙计吴兵喊：“小吴，看着点，我去办张卡。”对我说，“老三，我去了。”
我说：“慢！”
他说：“啥事？”
我说：“给我支烟。”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递过来：“我去了。”
我接过烟：“去吧。”
烟是几块钱一盒的中南海，证明孙建国没有撒谎，他身上的确没钱。
吴兵坐在柜台后面，眼睛半睁半闭地打瞌睡。年轻人缺觉，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够的冬三月。
我说：“小吴，困不困呐？”
他赶紧站起来，说：“刘老板，不困。”
我说：“你们晚上几点下班？”
他说：“9点。收拾好回宿舍，差不多9点半了。”
我说：“宿舍有电视吗？”
他说：“有。”百汇
我说：“你平常喜欢去哪里玩？”
他说：“我不出门，就呆在宿舍看电视。”
我说：“老孙呢？”
他说：“孙总不看电视，他喜欢逛街。”
我说：“都去哪里逛？”
他说：“就在附近逛，有时候去前面那个小公园。”
我一激灵，前面那个小公园不就是灵芝公园吗。那儿是中老年失足妇女的工作场所，是单身打工仔的天堂。当然，也不乏李锦标这样的已婚男人，老板。如今，还要添上一个孙建国吗？
在男女之事上，孙建国同样是有前科的。
作为前戏曲界人士，孙建国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作为艺术名门之后，孙建国从小讲吃穿，爱打扮，长期下来，身上有一种明显不同常人的气质，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文艺范儿――说好听点是文艺范儿，说难听点是娘娘腔。
就不说那长指甲了。直到现在，孙建国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翘起兰花指。跟有些男人的扭捏作态不同，他翘兰花指完全是无意识的，习惯成自然的，而且是优雅的。
戏曲唱来唱去无非是才子佳人、驸马公主那一套，长期受这种戏文的熏陶，孙建国对女人的心思摸得门儿清，只要他愿意，女文青没有不就范的。在和小城第三小学思想品德老师小刘恋爱以前，孙建国的情史十分丰富。按我妈的话说，这小子碰上好时代了，早几年，赶上83年严打，都够枪毙几回喽。
83年我上小学，那时我们住胡同，一个大院几十户。我们院有个时髦待业女青年，约摸十八九岁，姓夏，叫莎莉――瞧这名字起得！像她那个年纪，不论男女，都叫卫东、卫青、卫红啥的，她却叫莎莉，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姑娘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莎莉不但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长得也像资产阶级小姐，唇红齿白，胸大臀翘，说话娇滴滴的，惹得一帮大老爷们没事就往她身上瞟。这就把一帮大老娘们惹恼了。恼归恼，也拿她没办法。
莎莉的爸妈在外地上班，离了几十里，一个月才回来一次。莎莉没工作，又没人管，慢慢就不学好了，先是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何日君再来”，嫌不过瘾，又纠集一伙跟她一样思想不正派的男女青年，黑天以后躲在她那小屋里跳舞。据说跳的是贴面舞，男女搂搂抱抱，跳舞的时候只开20瓦的小灯泡，还用粉色的纸罩着，要多腐化有多腐化，要多堕落有多堕落。
刚好，这时“严打”来了。先前被惹恼的大老娘们如获至宝，颠颠地跑到派出所举报莎莉。一屋子男女被抓个现行。最后莎莉被判了10年，送到新疆劳改。其他男女3到7年不等，一个也没跑掉。
严打时，家乡小城枪毙了不少，比如有个小青年，抢了一块手表，一顶军帽，枪毙！还有个小青年，拦路抢劫，抢了五块钱，一辆自行车，枪毙！但就算被枪毙的，也没有莎莉出名，莎莉成了小城的名人。
莎莉刑满后，据说去了广东，下海了。那时候说人下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要铁饭碗，经商了；一个是不要脸，失足了。说女的下海，通常是后一个意思。
那个年代，有个大歌星叫张行，比现在的歌星可红火多了，他唱的歌连我们小孩子都耳熟能详，成天挂在嘴边：“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身边，早已有个她，哦，她比你先到。。”就是这样一个歌星，因为三角恋，被冠以流氓罪，入狱三年。
所以我妈说，孙建国赶上好时代了。
在文艺青年吃香的年代，在广大女青年崇拜文艺青年胜过崇拜金钱的年代，孙建国无疑是风光的，无疑是讨女青年喜欢的。他有丰富的情史是正常的。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在孙建国和二姐恋爱前后，社会风气已经变了，社会上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大款，女青年们开始拜金，喜欢大款。文艺青年在她们眼里，俨然成了穷酸和傻比的代名词。孙建国就此过上了老实日子，随着收入的一再下降，地位也一降再降，别说社会上的女青年，家里的刘老师都看不上他了。
我知道，对于灵芝公园那些女人，孙建国是看不上的，他也许就是好奇，去凑凑热闹。
但是，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把他弄到深圳，也许是一个错误。
深圳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写照，是飞速前进的这个时代的缩影，但和内地有不同的地方。这里年轻人居多，出门在外，没有归属感，而又荷尔蒙旺盛。因此，这里的男女关系显得比内地拥有正常生活的人们更轻率更随便一点。毕竟，这个城市是由有血有肉的年轻人构成的，不是由道德家构成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难保孙建国不出问题。怎么办？
只有八个字：静观其变，再作打算。
我的二姐夫哎，你真的有点二！都抛妻别子了，都寄人篱下了，还有心情搁这儿挑三拣四，挑肥拣瘦。
我说：“手机有用的就行了，现在谁还靠它显摆。又不是十年前，想风光非得腰里别个BB机，手里掂个大哥大。”
他接着找碴：“连个包装盒都没有，不会是旧的吧？”
我说：“包装盒好说，你要几个，回头我去人公司给你拿。”
孙建国看出了我的不悦，也听出了我的揶揄，不提手机的事了。
不提手机，提手机卡，“老三，我得去办张卡。”
我说：“去办呗，走前给吴兵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看着。吴总不容易，经不起折腾。”
他做了个数钱的手势：“NoMoney！”脸不红心不跳，镇定自若。
我没好气地说：“你大老远来这儿，身上就不带点钱吗？”
他说：“老三，你二姐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把钱看得紧紧的，整个一守财奴，整个一葛朗台。”
他提我姐，我没话了，只好数出1千块钱给他：“发工资还我。”
孙建国喜上眉梢，朝远处的小伙计吴兵喊：“小吴，看着点，我去办张卡。”对我说，“老三，我去了。”
我说：“慢！”
他说：“啥事？”
我说：“给我支烟。”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递过来：“我去了。”
我接过烟：“去吧。”
烟是几块钱一盒的中南海，证明孙建国没有撒谎，他身上的确没钱。
吴兵坐在柜台后面，眼睛半睁半闭地打瞌睡。年轻人缺觉，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够的冬三月。
我说：“小吴，困不困呐？”
他赶紧站起来，说：“刘老板，不困。”
我说：“你们晚上几点下班？”
他说：“9点。收拾好回宿舍，差不多9点半了。”
我说：“宿舍有电视吗？”
他说：“有。”百汇
我说：“你平常喜欢去哪里玩？”
他说：“我不出门，就呆在宿舍看电视。”
我说：“老孙呢？”
他说：“孙总不看电视，他喜欢逛街。”
我说：“都去哪里逛？”
他说：“就在附近逛，有时候去前面那个小公园。”
我一激灵，前面那个小公园不就是灵芝公园吗。那儿是中老年失足妇女的工作场所，是单身打工仔的天堂。当然，也不乏李锦标这样的已婚男人，老板。如今，还要添上一个孙建国吗？
在男女之事上，孙建国同样是有前科的。
作为前戏曲界人士，孙建国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作为艺术名门之后，孙建国从小讲吃穿，爱打扮，长期下来，身上有一种明显不同常人的气质，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文艺范儿――说好听点是文艺范儿，说难听点是娘娘腔。
就不说那长指甲了。直到现在，孙建国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翘起兰花指。跟有些男人的扭捏作态不同，他翘兰花指完全是无意识的，习惯成自然的，而且是优雅的。
戏曲唱来唱去无非是才子佳人、驸马公主那一套，长期受这种戏文的熏陶，孙建国对女人的心思摸得门儿清，只要他愿意，女文青没有不就范的。在和小城第三小学思想品德老师小刘恋爱以前，孙建国的情史十分丰富。按我妈的话说，这小子碰上好时代了，早几年，赶上83年严打，都够枪毙几回喽。
83年我上小学，那时我们住胡同，一个大院几十户。我们院有个时髦待业女青年，约摸十八九岁，姓夏，叫莎莉――瞧这名字起得！像她那个年纪，不论男女，都叫卫东、卫青、卫红啥的，她却叫莎莉，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姑娘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莎莉不但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长得也像资产阶级小姐，唇红齿白，胸大臀翘，说话娇滴滴的，惹得一帮大老爷们没事就往她身上瞟。这就把一帮大老娘们惹恼了。恼归恼，也拿她没办法。
莎莉的爸妈在外地上班，离了几十里，一个月才回来一次。莎莉没工作，又没人管，慢慢就不学好了，先是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何日君再来”，嫌不过瘾，又纠集一伙跟她一样思想不正派的男女青年，黑天以后躲在她那小屋里跳舞。据说跳的是贴面舞，男女搂搂抱抱，跳舞的时候只开20瓦的小灯泡，还用粉色的纸罩着，要多腐化有多腐化，要多堕落有多堕落。
刚好，这时“严打”来了。先前被惹恼的大老娘们如获至宝，颠颠地跑到派出所举报莎莉。一屋子男女被抓个现行。最后莎莉被判了10年，送到新疆劳改。其他男女3到7年不等，一个也没跑掉。
严打时，家乡小城枪毙了不少，比如有个小青年，抢了一块手表，一顶军帽，枪毙！还有个小青年，拦路抢劫，抢了五块钱，一辆自行车，枪毙！但就算被枪毙的，也没有莎莉出名，莎莉成了小城的名人。
莎莉刑满后，据说去了广东，下海了。那时候说人下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要铁饭碗，经商了；一个是不要脸，失足了。说女的下海，通常是后一个意思。
那个年代，有个大歌星叫张行，比现在的歌星可红火多了，他唱的歌连我们小孩子都耳熟能详，成天挂在嘴边：“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身边，早已有个她，哦，她比你先到。。”就是这样一个歌星，因为三角恋，被冠以流氓罪，入狱三年。
所以我妈说，孙建国赶上好时代了。
在文艺青年吃香的年代，在广大女青年崇拜文艺青年胜过崇拜金钱的年代，孙建国无疑是风光的，无疑是讨女青年喜欢的。他有丰富的情史是正常的。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在孙建国和二姐恋爱前后，社会风气已经变了，社会上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大款，女青年们开始拜金，喜欢大款。文艺青年在她们眼里，俨然成了穷酸和傻比的代名词。孙建国就此过上了老实日子，随着收入的一再下降，地位也一降再降，别说社会上的女青年，家里的刘老师都看不上他了。
我知道，对于灵芝公园那些女人，孙建国是看不上的，他也许就是好奇，去凑凑热闹。
但是，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把他弄到深圳，也许是一个错误。
深圳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写照，是飞速前进的这个时代的缩影，但和内地有不同的地方。这里年轻人居多，出门在外，没有归属感，而又荷尔蒙旺盛。因此，这里的男女关系显得比内地拥有正常生活的人们更轻率更随便一点。毕竟，这个城市是由有血有肉的年轻人构成的，不是由道德家构成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难保孙建国不出问题。怎么办？
只有八个字：静观其变，再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