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这小子，从小到大就没被月老待见过。他自己都说，在爱情上从来都是失败者，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没什么成功的。
我只能说他生在了一个好家庭吧，以前他说“在路上走，我看好看的，不好看的看我。”现在好看的不好看的都往他身边凑，就他开那车，虽然不算顶级豪车，但在我们这个十线小城市还是吃得开。
有时候有妹子主动约他，还会叫上自己的闺蜜；王元也叫阿川我们几个一块去嗨皮，但是阿川我俩就是跟着吃吃喝喝，最后做运动实在接受不了；我俩一扫兴，王元往往也提不起兴致，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阿川跟我说：“这种女的我真想给她们掐死，没坐过凯迪拉克？就为了坐一次好车，挨顿日都愿意。”
我噗嗤笑出来了：“我没有凯迪拉克，我也理解不了。”
现在人们老说抛弃传统文化里的糟粕，嫌弃很多文化带有封建思想，但很多理念很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老祖宗们最了不起的一点在于：把性当作了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娱乐。
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从性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动物每年会有发，情的季节，为了传宗接代也就是在那很短一段时间内运动；但是人，可以随时随地发，情，这就需要我们有底线，能自律，否则我们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但是现在年轻人就不学习这些，整天嚷嚷着要自由、要开放，要学习西方，所以很多行为就很轻浮，那种优雅、端庄、大方、稳重的美太少太少，出现的尽是胭脂气，男的心怀鬼胎，乘人之危；女的不懂自尊自爱，满身风尘气息。
听一个朋友说，刚进医院工作的时候，见的最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女生打胎，几个男生跟着，他们都尚且年轻，他觉得这很可怕。
后来在医院工作时间长了，再见已经感觉稀松平常。
我说这恰恰是反常，人活一世靠的是一口气，一个民族想长久立足也需要精神，一个随便的民族，一个不知羞耻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朋友听了笑笑不说话，既有嘲讽，也有无奈。社会风气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建筑，上层不重视不倡导，靠底层的人叫唤几声还没有放屁力度大。最终我们只能被大染缸的戾气侵染，嘴里说着“要是改变不了社会，就只能去适应它。”
我适应他妈个头。
晚上阿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在餐馆里了。
一个小炒肉，一个凉拌猪耳，一盘花生米，一箱啤酒。
阿川半举着杯子：“你说咱努力的意义在哪？”
我说：“为了生存，为了有更好的生活。”
阿川说：“生存就已经很难了。”
他说前两天工商去他家查，说卫生和消防不合格，张嘴就是一万。这种自己做小生意的，挣得都是血汗钱，起早贪黑，笑脸相迎，一年下来也就能落个十来万。除去开支，最后都存不了多少钱。
像农民更辛苦，农忙时几乎天天泡在地里，尤其是夏天，很多地方机械化并没有普及，都是拼体力干活，播种、施肥、除草、打药，顶着太阳晒得焦黑，很多农民都有关节病，皮肤也皱巴巴的，面相比同龄的城里人要老十岁，就这样，一亩地一年也挣不了一万。
后来阿川的爸爸赶紧找找关系，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花出去两千多块钱，又请那些负责人吃吃饭这事才算过去。
阿川说，咱们拼尽全力去努力也比不上别人出生时的起点，命运是改变不了的。“我日他妈，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缺钱了就去下面转，一张嘴一万，一张嘴几千，老百姓天生就是给这些吸血虫压榨的？”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体制，谁有权利谁就是爷，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就只能当孙子。
“有时候我真不想努力了，也不想考研了，感觉都是徒劳。”
我沉默了会儿：“阿川，咱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人，可能拼了命去追求的梦想也不过是别人掸一掸衣角上的浮灰，但人生而起点不同，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老爸也对我说过：人活着不容易，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追求，那么就大胆去做吧，即使非常困难也要不遗余力。
阿川很长时间不说话，然后叹了口气。成年人的无奈，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一些。
饭后我去他那喝茶，桌子上、沙发上、床头尽是教材和资料，我翻着看了看，专业知识非常系统、全面、深入，除了研究生一般人真是用不上，甚至根本理解不了。
而且这还只是入门的，大学生是吸收知识，研究生是要创造知识，我也体会到了考研的艰辛。
于是我喝杯茶就准备离开了：“不耽误你时间了，今晚上好好休息，努力学，不管结果咋样，至少咱拼过了。”
阿川脸上有了笑容：“就像你说的，咱可不做烂番茄臭鸡蛋。”
第二天，班长来了电话，说我有项学分没修够，缺一篇新闻稿。
一直到中午，我还在发愁这件事，一个小破镇子能有什么新闻可写，要想找好题材还是得出去跑。
谁知饭点那会儿，我们镇长来家里做客——他刚上任的时候，我爸被拉去陪客，一是我爸在镇上这么多年也认识不少有头有脸的小地头蛇，二是他酒量很好，所以经常上酒桌。我妈对此是十分反感。
就那一次酒局，张镇长觉得我爸人很江湖，后来闲的时候常来喝茶，我能看出来，他跟别的公职人员不一样，别的和老爸交往都存在利益往来，但张镇长纯粹是交朋友，这种人确实少见。
而且他常来家里吃饭，但每次来绝不空手，要么提一兜卤肉，要么提个鸡子，所以我对他很有好感。
中午吃饭的时候说起我大学里的事了，我就把这事提了一嘴，然后张镇长就说：“这样娃，我这段时间刚好要下乡，你要是有时间跟我一块跑跑，乡下跑几天，十篇新闻也能写出来了。”
我以为他是客套，嘴上就说好啊好啊，有时间就去。
临走那会儿，张镇长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有。
他扔下一句早上八点来接我就直接走了，不给我任何答应和拒绝的机会。
我只能说他生在了一个好家庭吧，以前他说“在路上走，我看好看的，不好看的看我。”现在好看的不好看的都往他身边凑，就他开那车，虽然不算顶级豪车，但在我们这个十线小城市还是吃得开。
有时候有妹子主动约他，还会叫上自己的闺蜜；王元也叫阿川我们几个一块去嗨皮，但是阿川我俩就是跟着吃吃喝喝，最后做运动实在接受不了；我俩一扫兴，王元往往也提不起兴致，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阿川跟我说：“这种女的我真想给她们掐死，没坐过凯迪拉克？就为了坐一次好车，挨顿日都愿意。”
我噗嗤笑出来了：“我没有凯迪拉克，我也理解不了。”
现在人们老说抛弃传统文化里的糟粕，嫌弃很多文化带有封建思想，但很多理念很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老祖宗们最了不起的一点在于：把性当作了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娱乐。
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从性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动物每年会有发，情的季节，为了传宗接代也就是在那很短一段时间内运动；但是人，可以随时随地发，情，这就需要我们有底线，能自律，否则我们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但是现在年轻人就不学习这些，整天嚷嚷着要自由、要开放，要学习西方，所以很多行为就很轻浮，那种优雅、端庄、大方、稳重的美太少太少，出现的尽是胭脂气，男的心怀鬼胎，乘人之危；女的不懂自尊自爱，满身风尘气息。
听一个朋友说，刚进医院工作的时候，见的最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女生打胎，几个男生跟着，他们都尚且年轻，他觉得这很可怕。
后来在医院工作时间长了，再见已经感觉稀松平常。
我说这恰恰是反常，人活一世靠的是一口气，一个民族想长久立足也需要精神，一个随便的民族，一个不知羞耻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朋友听了笑笑不说话，既有嘲讽，也有无奈。社会风气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建筑，上层不重视不倡导，靠底层的人叫唤几声还没有放屁力度大。最终我们只能被大染缸的戾气侵染，嘴里说着“要是改变不了社会，就只能去适应它。”
我适应他妈个头。
晚上阿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在餐馆里了。
一个小炒肉，一个凉拌猪耳，一盘花生米，一箱啤酒。
阿川半举着杯子：“你说咱努力的意义在哪？”
我说：“为了生存，为了有更好的生活。”
阿川说：“生存就已经很难了。”
他说前两天工商去他家查，说卫生和消防不合格，张嘴就是一万。这种自己做小生意的，挣得都是血汗钱，起早贪黑，笑脸相迎，一年下来也就能落个十来万。除去开支，最后都存不了多少钱。
像农民更辛苦，农忙时几乎天天泡在地里，尤其是夏天，很多地方机械化并没有普及，都是拼体力干活，播种、施肥、除草、打药，顶着太阳晒得焦黑，很多农民都有关节病，皮肤也皱巴巴的，面相比同龄的城里人要老十岁，就这样，一亩地一年也挣不了一万。
后来阿川的爸爸赶紧找找关系，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花出去两千多块钱，又请那些负责人吃吃饭这事才算过去。
阿川说，咱们拼尽全力去努力也比不上别人出生时的起点，命运是改变不了的。“我日他妈，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缺钱了就去下面转，一张嘴一万，一张嘴几千，老百姓天生就是给这些吸血虫压榨的？”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体制，谁有权利谁就是爷，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就只能当孙子。
“有时候我真不想努力了，也不想考研了，感觉都是徒劳。”
我沉默了会儿：“阿川，咱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人，可能拼了命去追求的梦想也不过是别人掸一掸衣角上的浮灰，但人生而起点不同，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老爸也对我说过：人活着不容易，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追求，那么就大胆去做吧，即使非常困难也要不遗余力。
阿川很长时间不说话，然后叹了口气。成年人的无奈，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一些。
饭后我去他那喝茶，桌子上、沙发上、床头尽是教材和资料，我翻着看了看，专业知识非常系统、全面、深入，除了研究生一般人真是用不上，甚至根本理解不了。
而且这还只是入门的，大学生是吸收知识，研究生是要创造知识，我也体会到了考研的艰辛。
于是我喝杯茶就准备离开了：“不耽误你时间了，今晚上好好休息，努力学，不管结果咋样，至少咱拼过了。”
阿川脸上有了笑容：“就像你说的，咱可不做烂番茄臭鸡蛋。”
第二天，班长来了电话，说我有项学分没修够，缺一篇新闻稿。
一直到中午，我还在发愁这件事，一个小破镇子能有什么新闻可写，要想找好题材还是得出去跑。
谁知饭点那会儿，我们镇长来家里做客——他刚上任的时候，我爸被拉去陪客，一是我爸在镇上这么多年也认识不少有头有脸的小地头蛇，二是他酒量很好，所以经常上酒桌。我妈对此是十分反感。
就那一次酒局，张镇长觉得我爸人很江湖，后来闲的时候常来喝茶，我能看出来，他跟别的公职人员不一样，别的和老爸交往都存在利益往来，但张镇长纯粹是交朋友，这种人确实少见。
而且他常来家里吃饭，但每次来绝不空手，要么提一兜卤肉，要么提个鸡子，所以我对他很有好感。
中午吃饭的时候说起我大学里的事了，我就把这事提了一嘴，然后张镇长就说：“这样娃，我这段时间刚好要下乡，你要是有时间跟我一块跑跑，乡下跑几天，十篇新闻也能写出来了。”
我以为他是客套，嘴上就说好啊好啊，有时间就去。
临走那会儿，张镇长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有。
他扔下一句早上八点来接我就直接走了，不给我任何答应和拒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