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万籁俱静，我在床上辗转难眠。
下午按照网上预约的时间，我带着先生遗留下来的投资合同，去了上海市信访办。
在城市规划局附近几番徘徊，问了保安，才找到了，幸亏我提早了半小时。
两扇关紧的黑铁门外，已经有七八个人在排队，这时，我抬头才看到了里面露出小半截的信访办牌子。
排在我前面的二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士，听说要网上预约才能进去，傻眼了。
年龄稍小的对着手机在发呆 ，嘴里嘟囔着：
“怎么约呀”?
年龄大的女士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
在我和另一位男士的指点下，经过扫门口贴着的二维码，终于关注成功了， 闲谈中得知她们是姐妹俩……
进了登记大厅，等了一会儿才轮到我的号。
窗口接待的女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听了我的简述，立即指点我去203室。
进了走廊才发现，两边有几间是洽谈室，而我这间是法律咨询室。
保安让我在椅子上坐下等待，叮嘱我等里面人出来就可以进去。
突然，右边接待室传出一阵喧闹声，一位大爷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从他断断续续的抱怨中，大致能听出和我一样，是合同到期拿不到钱……
我面前的房门终于开了，等里面人出来，我走进去轻轻关上门，从包里取出资料。
对面坐着的是位干炼的年轻男律师，他仔细翻阅了合同后问我，是否去找过对方。
当听说对方在合同到期后 ，并不打算归还本金和拖欠的利息时，他合上手上的合同：
“这样，你让孩子领你去合同上指定的静安区法院诉讼立案”。
我疑惑地问：
“听说有人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去法院能行吗”?
他肯定地说“怎么不行，你一定要去”。
见他这么坚定，我放心了。
“行，那我可以在上海微法院上完成诉讼”，我自信地说。
看着他有点惊讶的眼神，我笑着说：
“哦，我是从报社退休的，在网上写诉讼状没有问题”……
想着白天的一幕，那位大爷绝望的眼神令我想起了先生。直到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上海微法院网，写好了诉讼状 ，连同需要的资料全部提交了上去。
但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担心，因为听说即使打赢官司也无法履行。
这几天听到了一些负面信息，据说那些正儿八经有合同的投资人多了个“非法集资人”的头衔。
先生的合同到期日是2019年2月26 日，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了他同年3月12日、3月15日二天发给法人的短信。
他要求退还本金和拖欠的四个月利息，但没有任何回复的短信。
3月28号是先生确诊肝癌的日子，写诉讼状时，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巧合，这些正好发生在同一个月。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从春节前开始先生总是无端发火，因为那时对方停止了发放利息。
也许先生已经意识到了不妙，但对**项目的绝对信任，又使他难以接受。
三万元，对平时特别节俭的先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怕他上当，我曾经反对并提醒过他，没想到，真被我言中了。
他是个非常好强的人，硬是一个人闷着不告诉我。
因为不知情，在那次小岛风波后，我被他的言语伤了心，同意了离婚……
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老公，你真傻，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了真相，就会原谅你的不近人情了呀……”
我抚摸着相片上先生的脸，泪水模糊了双眼。想到平日里先生对我的呵护，我泣不成声……
如果先生活着，知道自己成了“非法集资人”，天晓得会怎样想?
我原以为先生眼光短浅，贪图利息高，可是最近在维权群里听到了很多很多……
我开始明白过来，原来《安徒生童话乐园》是**扶持的项目，先生是个老党员，并不是在盲目的投资呀!
可是，目前明明《安徒生童话乐园》运营正常，为什么不履行合同的条款呢?即使投资人去世了，也熟视无睹。
这究竟是怎么了?这还是健全的法制社会吗?
先生走了，但微信还在，我跟着大家扫二维码进了维权群。
我默默地关注着群内动态，二百多人，一片埋怨声。
群内建立了核心组，要求大家自愿每人出一百元作为“车马费”。
我觉得总不能让核心组成员出力又出钱吧!所以爽快的付了一百元。
哪知晓，跳出一个刚进群的人，不仅收了别人交费的红包，还叫着“动动脑子，别轻信……”
看了几天群内的交流，有点为核心人员担忧。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这条维权的路并不平坦……
我原本想放弃这三万元，但先生活着时对我说过，一定要想办法追回资金。
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先生期盼的眼神，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三万块钱，而是先生对**的一份信任。
先生走时，双眼睁着不愿闭上。他不甘心呀!做了半辈子党政干部，明明是**扶持的项目，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呢?
看着群内很多人去经侦大队、去法院……报案、立案……却收效甚微。
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应邀陪同去杨浦经侦报案，这位七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大姐 ，双手哆嗦着，资料差点洒在地上……
窗口的办案人员正襟危坐，不为所动，也许见多了麻木了，习以为常了。
谁知，大姐的资料呈上去，却被告知，让他她去另一个经侦大队……
最近我才有空仔细看先生留下的合同，明明写着，合同到期本金归还，尔后合同自然终止。
可是，为什么对方迟迟不予兑现?为什么法人回答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仔细看了，合同到期日是2019年2月，那时哪有疫情。
2019年6月拿到的分期付款兑付公告，上面注明了是大病份额，直到我先生2020年7月去世，也没收到一分钱。
在我的责问下，法人回答我，与业务员关系好的投资人已拿到了部分钱。言外之意，拿不到，是业务员的问题。
我打电话问业务员，她一口否认有这回事。同时告诉我，有很多投资人的款项是从保单转向的。
因为上层管理人员中，有原来在保险公司任职的人。
业务员根据保险公司内部信息名单，依次电话里用高额利息引诱，并上门介绍《安徒生童话乐园》是**项目。
听了业务员的解释后，我在先生留下的一堆资料中，果然发现了保险公司转出的清单。
那些无辜的投保人，应该与我先生一样，是看了业务员上门带来的**项目介绍，才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投资决定。
保单个人信息属于保险公司机密范畴，被人泄露而且进行商业活动，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
原保单投资人并不是主动上门要求与《安徒生童话乐园》签订合同，而是被有预谋地误导上了圈套。
运用**项目的政策，来达到集资扩大经营范围的目标，本无可厚非。
如果借**项目的光环，有意侵吞投资人资金，是否应受到法律制裁?
这种不法行为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经济利益，更破坏了**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是投资人在维权，一边是《安徒生童话乐园》在正常运营。
我觉得，因保险公司个人信息泄密而导致成为《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的投资人，他们应该是受害人。
在与法人的沟通中， 我怎么感觉，对方是有意推诿呢?而且他主动说，可以去法院告他。
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摆着是他违反了合同条款，怎么法律就制裁不了呢?
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是因为市信访办那位律师的鼓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我不仅要追回资金，更重要的是追回先生对**的那份信任。这样才能告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如今长眠在九泉之下的先生。
下午按照网上预约的时间，我带着先生遗留下来的投资合同，去了上海市信访办。
在城市规划局附近几番徘徊，问了保安，才找到了，幸亏我提早了半小时。
两扇关紧的黑铁门外，已经有七八个人在排队，这时，我抬头才看到了里面露出小半截的信访办牌子。
排在我前面的二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士，听说要网上预约才能进去，傻眼了。
年龄稍小的对着手机在发呆 ，嘴里嘟囔着：
“怎么约呀”?
年龄大的女士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
在我和另一位男士的指点下，经过扫门口贴着的二维码，终于关注成功了， 闲谈中得知她们是姐妹俩……
进了登记大厅，等了一会儿才轮到我的号。
窗口接待的女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听了我的简述，立即指点我去203室。
进了走廊才发现，两边有几间是洽谈室，而我这间是法律咨询室。
保安让我在椅子上坐下等待，叮嘱我等里面人出来就可以进去。
突然，右边接待室传出一阵喧闹声，一位大爷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从他断断续续的抱怨中，大致能听出和我一样，是合同到期拿不到钱……
我面前的房门终于开了，等里面人出来，我走进去轻轻关上门，从包里取出资料。
对面坐着的是位干炼的年轻男律师，他仔细翻阅了合同后问我，是否去找过对方。
当听说对方在合同到期后 ，并不打算归还本金和拖欠的利息时，他合上手上的合同：
“这样，你让孩子领你去合同上指定的静安区法院诉讼立案”。
我疑惑地问：
“听说有人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去法院能行吗”?
他肯定地说“怎么不行，你一定要去”。
见他这么坚定，我放心了。
“行，那我可以在上海微法院上完成诉讼”，我自信地说。
看着他有点惊讶的眼神，我笑着说：
“哦，我是从报社退休的，在网上写诉讼状没有问题”……
想着白天的一幕，那位大爷绝望的眼神令我想起了先生。直到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上海微法院网，写好了诉讼状 ，连同需要的资料全部提交了上去。
但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担心，因为听说即使打赢官司也无法履行。
这几天听到了一些负面信息，据说那些正儿八经有合同的投资人多了个“非法集资人”的头衔。
先生的合同到期日是2019年2月26 日，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了他同年3月12日、3月15日二天发给法人的短信。
他要求退还本金和拖欠的四个月利息，但没有任何回复的短信。
3月28号是先生确诊肝癌的日子，写诉讼状时，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巧合，这些正好发生在同一个月。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从春节前开始先生总是无端发火，因为那时对方停止了发放利息。
也许先生已经意识到了不妙，但对**项目的绝对信任，又使他难以接受。
三万元，对平时特别节俭的先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怕他上当，我曾经反对并提醒过他，没想到，真被我言中了。
他是个非常好强的人，硬是一个人闷着不告诉我。
因为不知情，在那次小岛风波后，我被他的言语伤了心，同意了离婚……
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老公，你真傻，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了真相，就会原谅你的不近人情了呀……”
我抚摸着相片上先生的脸，泪水模糊了双眼。想到平日里先生对我的呵护，我泣不成声……
如果先生活着，知道自己成了“非法集资人”，天晓得会怎样想?
我原以为先生眼光短浅，贪图利息高，可是最近在维权群里听到了很多很多……
我开始明白过来，原来《安徒生童话乐园》是**扶持的项目，先生是个老党员，并不是在盲目的投资呀!
可是，目前明明《安徒生童话乐园》运营正常，为什么不履行合同的条款呢?即使投资人去世了，也熟视无睹。
这究竟是怎么了?这还是健全的法制社会吗?
先生走了，但微信还在，我跟着大家扫二维码进了维权群。
我默默地关注着群内动态，二百多人，一片埋怨声。
群内建立了核心组，要求大家自愿每人出一百元作为“车马费”。
我觉得总不能让核心组成员出力又出钱吧!所以爽快的付了一百元。
哪知晓，跳出一个刚进群的人，不仅收了别人交费的红包，还叫着“动动脑子，别轻信……”
看了几天群内的交流，有点为核心人员担忧。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这条维权的路并不平坦……
我原本想放弃这三万元，但先生活着时对我说过，一定要想办法追回资金。
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先生期盼的眼神，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三万块钱，而是先生对**的一份信任。
先生走时，双眼睁着不愿闭上。他不甘心呀!做了半辈子党政干部，明明是**扶持的项目，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呢?
看着群内很多人去经侦大队、去法院……报案、立案……却收效甚微。
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应邀陪同去杨浦经侦报案，这位七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大姐 ，双手哆嗦着，资料差点洒在地上……
窗口的办案人员正襟危坐，不为所动，也许见多了麻木了，习以为常了。
谁知，大姐的资料呈上去，却被告知，让他她去另一个经侦大队……
最近我才有空仔细看先生留下的合同，明明写着，合同到期本金归还，尔后合同自然终止。
可是，为什么对方迟迟不予兑现?为什么法人回答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仔细看了，合同到期日是2019年2月，那时哪有疫情。
2019年6月拿到的分期付款兑付公告，上面注明了是大病份额，直到我先生2020年7月去世，也没收到一分钱。
在我的责问下，法人回答我，与业务员关系好的投资人已拿到了部分钱。言外之意，拿不到，是业务员的问题。
我打电话问业务员，她一口否认有这回事。同时告诉我，有很多投资人的款项是从保单转向的。
因为上层管理人员中，有原来在保险公司任职的人。
业务员根据保险公司内部信息名单，依次电话里用高额利息引诱，并上门介绍《安徒生童话乐园》是**项目。
听了业务员的解释后，我在先生留下的一堆资料中，果然发现了保险公司转出的清单。
那些无辜的投保人，应该与我先生一样，是看了业务员上门带来的**项目介绍，才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投资决定。
保单个人信息属于保险公司机密范畴，被人泄露而且进行商业活动，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
原保单投资人并不是主动上门要求与《安徒生童话乐园》签订合同，而是被有预谋地误导上了圈套。
运用**项目的政策，来达到集资扩大经营范围的目标，本无可厚非。
如果借**项目的光环，有意侵吞投资人资金，是否应受到法律制裁?
这种不法行为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经济利益，更破坏了**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是投资人在维权，一边是《安徒生童话乐园》在正常运营。
我觉得，因保险公司个人信息泄密而导致成为《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的投资人，他们应该是受害人。
在与法人的沟通中， 我怎么感觉，对方是有意推诿呢?而且他主动说，可以去法院告他。
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摆着是他违反了合同条款，怎么法律就制裁不了呢?
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是因为市信访办那位律师的鼓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我不仅要追回资金，更重要的是追回先生对**的那份信任。这样才能告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如今长眠在九泉之下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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