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爪哇商团的初步谈判,就持续了两天。达成了初步协定之后,郭康又派遣手下官吏,去和他们商谈具体细节。
他的助手们对此都很兴奋。爪哇商人这次来访,带来了大量的东方商品,包括珍贵的铁锅、丝绸、白糖、茶叶、香料……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船队规模之大,让这边最大的图尔港,都停不下,得分流去苏伊士港乃至更南的延布港。当地人对此震撼不已,连码头的驼队头领和书吏,都在给郭康的报告里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巨大的船队。
这些商品,在地中海市场,是字面意义上的价值连城,毕竟国王们出售城市,一般也就几万到十几万金币的开价。郭康现在手里的资金,大概只够买一个零头的。
不过,孙十万托商团带了亲笔信,说可以给郭康赊账,而且也不用急着还。按他的说法,生意做到他这个地步之后,再回头看待“钱”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了。
金钱说到底,只是一种用来兑换其他东西的中介——按照经验,要是能保持信誉,把它换成纸都可以。因此,相对于那些单纯只是金光闪闪、比较好看的贵金属坨坨,和账本上的各种数字,他更关注钱能换来的那些具体的东西。
大秦国开凿水道的事情,他们一早就知道,还提供了不少支持,就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如今,他们最想要的,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他做了半辈子生意,知道这种场合,吃相不能太难看,得和本地分销商相处融洽才行。因此,也就不准备继续挤压当地和意大利商人。相反,他希望大家合作起来,争取一个多赢的局面。
目前他最关注的,就是当地贸易便利性的问题。他希望,大秦官府能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明确制度,裁撤那些苛捐杂税,给商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另外,还希望能够允许他们,在埃及和努比亚进行经营,并且保证更多的物资采购份额,尤其是粮食、棉花、甘蔗等大宗农产品。
对此,郭康觉得都可以接受。实际上,他自己也在不断推动改革——原因无他,主要是之前马穆鲁克的制度,实在是太逆天了。
马穆鲁克当政的时候,税制和商业管理,可以说完全是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如没有管理。苏丹和埃米尔们并不懂如何经营商业,只知道缺钱了就加税。商人除了海关的关税,还要交商铺的税收、各个货物的专门税收,等等。有些税收干脆直接就叫“保护税”,用来豁免官方的劫掠行为。
到了战时,还会有各种临时税收,乃至强买强卖的事情。而且,马穆鲁克的管理能力还特别贫弱,导致很多时候光收钱,却无法提供对应的公共服务。
原本,从地中海到红海和印度洋,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从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等港口,顺着尼罗河到达开罗,然后东进抵达西奈半岛,从苏伊士港或者图尔港进入红海;另一条是从开罗沿着尼罗河往南,最远可以直达第一瀑布旁的阿斯旺。一部分商队会继续南下,越过边界,进入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一部分则会从卢克索旁边的库斯港上岸,通过驼队穿过一段沙漠,抵达红海西岸的几座港口。
理论上,第二条线路虽然远,但是位置却是更好的。这条商路能把地中海、红海、埃及和东非都连接起来,因此拥有规模巨大的货物流通量。东非高原上的物产,乃至整个非洲的朝圣者,也都可以通过这条路径,进入红海。虽然这边的港口质量不如东岸,但胜在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因此也有自己的优势。
然而,马穆鲁克却不善经营,导致商路上秩序败坏。上埃及频繁遭遇旱灾和瘟疫,马穆鲁克完全无力救灾,也没有心思去维持秩序。流民和沿途的贝都因部落,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匪帮,四处劫掠;港口的官吏也贪赃枉法,动辄敲诈勒索。因为频繁的内乱,马穆鲁克的实际控制区也日渐萎缩,丢失了第一瀑布以南的几乎所有区域。
历代苏丹推行了多次改革,都没有成功。他们也组织了几次南征,试图驱赶那里盘踞的游牧民,恢复苏丹地区,尤其是红海西岸的阿伊扎布、萨瓦金等重要港口的统治。但是,这些征伐也都浅尝辄止。不但没能开疆拓土,反而连阿斯旺周边都丢掉了。
这条商路日渐荒废,第一条也没有好哪去。马穆鲁克们经常一拍脑袋,就搞出一些迷惑的政策,导致商人在条件允许时,都宁可绕着他们走。
大部分马穆鲁克都是些思路简单、行为粗暴的职业武人。他们的生存方式,基本可以概括为“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除了砍人什么都不会”。中下层的马穆鲁克,可以用以维持开销的收入,普遍只有自己封地,而且往往不是自己经营,只是承包给包税人。而包税人往往尽自己所能,吞掉更大的部分,导致马穆鲁克得到的更少了。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克自己根本没有靠谱的统计。不过,后世拿破仑攻入埃及之后,对当地马穆鲁克政权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摸排清查,留下了一些数据。
按照传统,埃及的人口也按照信仰和地位等因素,被分为若干个社区。其中,信仰天方教的本地农民,被称为“费拉”;信仰当地十字教教派的,被归为“科普特人”。统治者更信任异教徒,因此,包税工作和很多行政职务,主要都是科普特人来担任。
借助这个便利,科普特人形成了秘密社团,勾结起来牟利。“费拉”缴纳的实物税额度,是他们自己定下来的;在支付和兑换钱币的时候,“费拉”手里的小额铜币值多少钱,也是他们说了算。此外,科普特人还控制了地方经费的流向,并且掌握了编订税册、确定所有者实际税负的权力。为了尽量减轻身上的税收负担,获得更多优惠,费拉必须向科普特人行贿。
按照拿破仑的统计,当年埃及的全部收入,有4600万法郎。而光是这种贿赂,就有800万法郎之多。此外,各级官员也会纷纷动手,比如开罗的财务主官,一个人就要吃掉600万法郎。
作为对比,整个埃及给奥斯曼苏丹的上贡,也就只有740万法郎——实际上,苏丹在埃及的产业,应该是有1600万的。也不知道剩下那一大半去哪了,可能,哪怕苏丹的钱,一大半都不归他自己……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克的收入还要更单一。大部分马穆鲁克,能做的就是尽量增加自己的封地面积,把这些土地高价租给“费拉”,以获取租金。包税人收上来的粮食,也要尽量提高价格卖出。有时候,也会额外收购低价粮食,然后再提价卖,以此来赚个差价。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生意的利润都很低,也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马穆鲁克们想到的办法,就是一边加大力度逼迫费拉,让他们低价吐出粮食;一边抬高售价,以此得到利润。开价太高,商人不能接受的时候,干脆强行要求商人购买,不掏钱不准走……
结果,普通商人纷纷跑路,只有那些背景特别硬的垄断商才能留下来。失去了竞争者之后,马穆鲁克们反而被这帮人坑得更惨了……
而上层马穆鲁克,其实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对商业的理解,也同样非常简单。苏丹巴尔斯贝经营了蔗糖庄园,为了保证收入,他规定对市面上所有糖类交易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民间种甘蔗。对其他的各种行业,也基本都只有这种简单粗暴的垄断方式。
结果,大批商人都被迫出走。留下来的人,也没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较为合理的利润,纷纷开始囤积商品、哄抬物价,让市场环境和变得更加混乱。而且,有门路留下来的商人,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这些额外的成本,最后都会转嫁到“费拉”头上,让这些人的生活,陷入了外来商人看来都极其悲惨的境地。好在费拉怎么折腾也不会造反,所以这个体系还能这么勉强维持到现在……
这样的结果,几乎是让所有人都不舒服。费拉过得难受不说,马穆鲁克们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结果也没捞到几个钱,都不知道图什么……
因此,脱欢宣布把分封制改为聘任制,给合格的马穆鲁克直接发放口粮和年金的时候,很多人甚至都是如释重负的心态。因为之前那种领主身份,还不如在开罗收钱干活舒服呢……
马穆鲁克政权瓦解,对于整个地区商业,其实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理论上来说,马穆鲁克其实并不希望阻碍商业和航运发展,反而希望海运兴盛起来。因为埃及的位置很关键,航海的发展,同样能给当地带来巨额收入。后来葡萄牙人发展出新航线之后,马穆鲁克还和威尼斯人一起,与新兴的势力进行争夺海权的战争。他们失败之后,海运的中心,才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线。
然而,他们的经营水平实在太难看。好在马穆鲁克的海上力量,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影响不了太远,还能避开。因此,这一百多年间,距离更远、位于红海入口之外的也门亚丁港,反而成了红海地区最大的港口了。
也门地区,目前还是一群城邦小国。不过这些人常年在埃及、埃塞俄比亚、波斯三个板块之间周旋,身段非常柔软,很会做生意,属于跟谁都能处得来的那种。因此,商业反而发展了起来。
虽然就在阿拉伯半岛,但是当地甚至还有个犹太教部族。有人说他们是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时留在半路的人,也有说是罗马时代皈依的。总之,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跟大家照常做生意,也没人去惹他们。
在郭康那边的历史上,这个小邦国甚至延续到了19世纪。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兴起,发现这里有个犹太教群体之后,复国主义者开始频繁前往当地闹事。当地人烦不胜烦,把犹太人都给赶走了。到20世纪,这些定居点才完全荒废下来。
在这种氛围下,当地的商业环境相当不错。马穆鲁克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亚丁停泊过的商船要被课以重税,也门的商品可能会被没收等等,以此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不过,目前为止,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看起来,不想个别的办法也是不行了……
相比起来,爪哇商人在这里落脚,肯定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希望得到政策帮助,在红海和东非进行开拓,估计也是为了扩大后方,和明朝竞争,后续估计也会带来别的麻烦。但相比马穆鲁克那些抽象行为,这些麻烦,反而是可以接受的了。
更长远地看来,随着航海技术发展,地中海——红海区域,和大西洋区域,肯定会有对抗。历史上,大西洋东岸的崛起,就和红海一带的衰落息息相关。为了防止他们一家独大,维持红海的商业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
大航海时代为什么没有塞里斯?因为塞里斯就是大航海的目标。而现在,爪哇商人试图西进,等于目标长了腿,开始朝你这边跑了。平时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所以,这次郭康很是积极。这些谈判,也算是开了个好头了。
他的助手们对此都很兴奋。爪哇商人这次来访,带来了大量的东方商品,包括珍贵的铁锅、丝绸、白糖、茶叶、香料……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船队规模之大,让这边最大的图尔港,都停不下,得分流去苏伊士港乃至更南的延布港。当地人对此震撼不已,连码头的驼队头领和书吏,都在给郭康的报告里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巨大的船队。
这些商品,在地中海市场,是字面意义上的价值连城,毕竟国王们出售城市,一般也就几万到十几万金币的开价。郭康现在手里的资金,大概只够买一个零头的。
不过,孙十万托商团带了亲笔信,说可以给郭康赊账,而且也不用急着还。按他的说法,生意做到他这个地步之后,再回头看待“钱”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了。
金钱说到底,只是一种用来兑换其他东西的中介——按照经验,要是能保持信誉,把它换成纸都可以。因此,相对于那些单纯只是金光闪闪、比较好看的贵金属坨坨,和账本上的各种数字,他更关注钱能换来的那些具体的东西。
大秦国开凿水道的事情,他们一早就知道,还提供了不少支持,就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如今,他们最想要的,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他做了半辈子生意,知道这种场合,吃相不能太难看,得和本地分销商相处融洽才行。因此,也就不准备继续挤压当地和意大利商人。相反,他希望大家合作起来,争取一个多赢的局面。
目前他最关注的,就是当地贸易便利性的问题。他希望,大秦官府能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明确制度,裁撤那些苛捐杂税,给商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另外,还希望能够允许他们,在埃及和努比亚进行经营,并且保证更多的物资采购份额,尤其是粮食、棉花、甘蔗等大宗农产品。
对此,郭康觉得都可以接受。实际上,他自己也在不断推动改革——原因无他,主要是之前马穆鲁克的制度,实在是太逆天了。
马穆鲁克当政的时候,税制和商业管理,可以说完全是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如没有管理。苏丹和埃米尔们并不懂如何经营商业,只知道缺钱了就加税。商人除了海关的关税,还要交商铺的税收、各个货物的专门税收,等等。有些税收干脆直接就叫“保护税”,用来豁免官方的劫掠行为。
到了战时,还会有各种临时税收,乃至强买强卖的事情。而且,马穆鲁克的管理能力还特别贫弱,导致很多时候光收钱,却无法提供对应的公共服务。
原本,从地中海到红海和印度洋,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从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等港口,顺着尼罗河到达开罗,然后东进抵达西奈半岛,从苏伊士港或者图尔港进入红海;另一条是从开罗沿着尼罗河往南,最远可以直达第一瀑布旁的阿斯旺。一部分商队会继续南下,越过边界,进入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一部分则会从卢克索旁边的库斯港上岸,通过驼队穿过一段沙漠,抵达红海西岸的几座港口。
理论上,第二条线路虽然远,但是位置却是更好的。这条商路能把地中海、红海、埃及和东非都连接起来,因此拥有规模巨大的货物流通量。东非高原上的物产,乃至整个非洲的朝圣者,也都可以通过这条路径,进入红海。虽然这边的港口质量不如东岸,但胜在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因此也有自己的优势。
然而,马穆鲁克却不善经营,导致商路上秩序败坏。上埃及频繁遭遇旱灾和瘟疫,马穆鲁克完全无力救灾,也没有心思去维持秩序。流民和沿途的贝都因部落,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匪帮,四处劫掠;港口的官吏也贪赃枉法,动辄敲诈勒索。因为频繁的内乱,马穆鲁克的实际控制区也日渐萎缩,丢失了第一瀑布以南的几乎所有区域。
历代苏丹推行了多次改革,都没有成功。他们也组织了几次南征,试图驱赶那里盘踞的游牧民,恢复苏丹地区,尤其是红海西岸的阿伊扎布、萨瓦金等重要港口的统治。但是,这些征伐也都浅尝辄止。不但没能开疆拓土,反而连阿斯旺周边都丢掉了。
这条商路日渐荒废,第一条也没有好哪去。马穆鲁克们经常一拍脑袋,就搞出一些迷惑的政策,导致商人在条件允许时,都宁可绕着他们走。
大部分马穆鲁克都是些思路简单、行为粗暴的职业武人。他们的生存方式,基本可以概括为“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除了砍人什么都不会”。中下层的马穆鲁克,可以用以维持开销的收入,普遍只有自己封地,而且往往不是自己经营,只是承包给包税人。而包税人往往尽自己所能,吞掉更大的部分,导致马穆鲁克得到的更少了。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克自己根本没有靠谱的统计。不过,后世拿破仑攻入埃及之后,对当地马穆鲁克政权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摸排清查,留下了一些数据。
按照传统,埃及的人口也按照信仰和地位等因素,被分为若干个社区。其中,信仰天方教的本地农民,被称为“费拉”;信仰当地十字教教派的,被归为“科普特人”。统治者更信任异教徒,因此,包税工作和很多行政职务,主要都是科普特人来担任。
借助这个便利,科普特人形成了秘密社团,勾结起来牟利。“费拉”缴纳的实物税额度,是他们自己定下来的;在支付和兑换钱币的时候,“费拉”手里的小额铜币值多少钱,也是他们说了算。此外,科普特人还控制了地方经费的流向,并且掌握了编订税册、确定所有者实际税负的权力。为了尽量减轻身上的税收负担,获得更多优惠,费拉必须向科普特人行贿。
按照拿破仑的统计,当年埃及的全部收入,有4600万法郎。而光是这种贿赂,就有800万法郎之多。此外,各级官员也会纷纷动手,比如开罗的财务主官,一个人就要吃掉600万法郎。
作为对比,整个埃及给奥斯曼苏丹的上贡,也就只有740万法郎——实际上,苏丹在埃及的产业,应该是有1600万的。也不知道剩下那一大半去哪了,可能,哪怕苏丹的钱,一大半都不归他自己……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克的收入还要更单一。大部分马穆鲁克,能做的就是尽量增加自己的封地面积,把这些土地高价租给“费拉”,以获取租金。包税人收上来的粮食,也要尽量提高价格卖出。有时候,也会额外收购低价粮食,然后再提价卖,以此来赚个差价。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生意的利润都很低,也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马穆鲁克们想到的办法,就是一边加大力度逼迫费拉,让他们低价吐出粮食;一边抬高售价,以此得到利润。开价太高,商人不能接受的时候,干脆强行要求商人购买,不掏钱不准走……
结果,普通商人纷纷跑路,只有那些背景特别硬的垄断商才能留下来。失去了竞争者之后,马穆鲁克们反而被这帮人坑得更惨了……
而上层马穆鲁克,其实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对商业的理解,也同样非常简单。苏丹巴尔斯贝经营了蔗糖庄园,为了保证收入,他规定对市面上所有糖类交易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民间种甘蔗。对其他的各种行业,也基本都只有这种简单粗暴的垄断方式。
结果,大批商人都被迫出走。留下来的人,也没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较为合理的利润,纷纷开始囤积商品、哄抬物价,让市场环境和变得更加混乱。而且,有门路留下来的商人,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这些额外的成本,最后都会转嫁到“费拉”头上,让这些人的生活,陷入了外来商人看来都极其悲惨的境地。好在费拉怎么折腾也不会造反,所以这个体系还能这么勉强维持到现在……
这样的结果,几乎是让所有人都不舒服。费拉过得难受不说,马穆鲁克们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结果也没捞到几个钱,都不知道图什么……
因此,脱欢宣布把分封制改为聘任制,给合格的马穆鲁克直接发放口粮和年金的时候,很多人甚至都是如释重负的心态。因为之前那种领主身份,还不如在开罗收钱干活舒服呢……
马穆鲁克政权瓦解,对于整个地区商业,其实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理论上来说,马穆鲁克其实并不希望阻碍商业和航运发展,反而希望海运兴盛起来。因为埃及的位置很关键,航海的发展,同样能给当地带来巨额收入。后来葡萄牙人发展出新航线之后,马穆鲁克还和威尼斯人一起,与新兴的势力进行争夺海权的战争。他们失败之后,海运的中心,才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线。
然而,他们的经营水平实在太难看。好在马穆鲁克的海上力量,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影响不了太远,还能避开。因此,这一百多年间,距离更远、位于红海入口之外的也门亚丁港,反而成了红海地区最大的港口了。
也门地区,目前还是一群城邦小国。不过这些人常年在埃及、埃塞俄比亚、波斯三个板块之间周旋,身段非常柔软,很会做生意,属于跟谁都能处得来的那种。因此,商业反而发展了起来。
虽然就在阿拉伯半岛,但是当地甚至还有个犹太教部族。有人说他们是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时留在半路的人,也有说是罗马时代皈依的。总之,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跟大家照常做生意,也没人去惹他们。
在郭康那边的历史上,这个小邦国甚至延续到了19世纪。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兴起,发现这里有个犹太教群体之后,复国主义者开始频繁前往当地闹事。当地人烦不胜烦,把犹太人都给赶走了。到20世纪,这些定居点才完全荒废下来。
在这种氛围下,当地的商业环境相当不错。马穆鲁克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亚丁停泊过的商船要被课以重税,也门的商品可能会被没收等等,以此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不过,目前为止,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看起来,不想个别的办法也是不行了……
相比起来,爪哇商人在这里落脚,肯定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希望得到政策帮助,在红海和东非进行开拓,估计也是为了扩大后方,和明朝竞争,后续估计也会带来别的麻烦。但相比马穆鲁克那些抽象行为,这些麻烦,反而是可以接受的了。
更长远地看来,随着航海技术发展,地中海——红海区域,和大西洋区域,肯定会有对抗。历史上,大西洋东岸的崛起,就和红海一带的衰落息息相关。为了防止他们一家独大,维持红海的商业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
大航海时代为什么没有塞里斯?因为塞里斯就是大航海的目标。而现在,爪哇商人试图西进,等于目标长了腿,开始朝你这边跑了。平时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所以,这次郭康很是积极。这些谈判,也算是开了个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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