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帝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封建政治，古中国最高统治者从天子进阶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国家权力逐渐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为什么说从天子的称谓到皇帝称谓的出现是进阶？
天子，爵也，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代天牧民，其下各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代天子守土，天子在国家中是最高位的，是所有人都要尊从的共主，是象徵正统的。
皇帝，主也，数有九，五居正中，若峰，在其之巅，具鼎盛之势，不偏不倚，为天地军民万物一切之主，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唯我独尊，臣下从尊从变为遵从。
尊从不等于遵从。
前者，我表面对你笑呵呵，你让我办点什么，我能找借口，事情实在办不成，我能跟你说明客观因素的因素，你不能说把我杀了就杀了。
后者，我没有反对的权力，无论你说什么，不管我想不想干，我表面上都得先应承下来，要是没办好事情，那只能自我请罪了，因为这辜负了圣托。
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天子概念不等于皇帝概念。
中国出现皇帝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演变，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封邦建国的老规矩没了，变为君主专制，但皇帝也是一个凡人，国家这么大，祂管不过来。
皇权一分为三，由外戚、宦官、官僚集团共同组成。
其中官僚集团分为两个部分，崛起于阡陌之间的新晋寒门贵族，传统的世家门阀，这中间又可以细分成几个部分，彼此互相不对付，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前汉吕氏、窦氏、王氏三次外戚参政引发的祸事让东汉皇帝引以为戒，外戚不可靠，要是出现王莽这种大舅子，皇位就不保了，那怎么办？当然是找帮手。
找谁？
皇族宗室？得了吧，一见皇帝有机可乘，宗室王爷没有一个不是想把皇帝杀了自己当皇帝的。
成天喊万岁的官僚？
也不行，貌合神离，党同伐异，见风使舵，个个都是一把尺子，精着呢，也靠不住，王莽篡位之前，不就是这些朝官先来上表请禅？
这俩都靠不住，地方的封疆大吏就更靠不住了。
皇帝看来看去，把主意打到了身边的家奴，放眼天下，只有这些奴才才是一家人啊。
朕要是死了，这些家奴肯定也不好过日子，朕威风凛凛，家奴也才能活得有尊严，二者拥有完全一致的利益，于是乎，东汉几个傀儡皇帝夺权就是依靠了身边的奴才。
至汉末，宫中家奴已具备奴婢和官僚的双重属性，称为中官。
十常侍和何进火拼后，东汉结束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二者一前一后，双双殒命，皇权回到了皇帝和朝官手中，由三组一变成二组一。
曹操、刘备、公孙赞、孙坚、袁绍等人，都是官僚这个一的组成部分。
之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
贾后乱政，引发八王之乱，西晋完犊子，其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前王后谢，世家门阀交替控制皇权，东晋皇帝有名无实，离完犊子不远了。
之后刘裕杀马建宋、侯景反梁、萧齐萧梁宗室互杀、陈霸先与王僧辩两大集团火拼，血案层出不穷，至陈霸先代梁建陈，南朝到了末日，北朝也走到了末日。
先有赫连勃勃、石虎等皇帝，后有尔朱荣乱魏，再有高欢、宇文泰分裂国家，北方形成二帝并立、二朝对峙的局势。
这么一乱，到李唐统一中国，皇族先被逐出中央权力核心，再无力争夺国家政权，到科举制全面推广、李世民谱牒改革，世家门阀也进入了倒计时。
纵观李唐一朝，不曾出现权臣总揽庙堂军国大事、百官任命皆在其一言之间的局面。
皇族、外戚先后被排除，各部司官员频繁调动升迁贬谪，宰相进入集体决策阶段，官僚也被干得要死不活，皇权终于回到了皇帝一人。
“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三省敢驳回朕的旨意，那你滚吧，别当宰相了！”
宋璟、张九龄等贤相，说下台就下台，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也是皇帝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高欢、宇文泰这样的人，再难出现一个了。
唐朝皇帝终于达到了唯我独尊的境界，君权全面集中，集体宰相制度下的宰相不具备抗衡能力，但皇帝一人决策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决策过程中掺杂了太多个人喜恶。
要是皇帝是只懒狗，大唐就药丸了，天质英断的李隆基玩了几年，把安禄山玩出来了。
唐德宗李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打藩镇就打，结果引发了四王二帝的乱局，自己更是被乱兵赶出长安城，被围在奉天县里足足一个月，险些被乱兵砍死。
奉天之难结束后，德宗回到了长安城，但不是意气风发，接受群臣朝拜时也没有发表演讲，就默默的坐在那，其中伤心难过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再这么下去，祖宗基业要被朕玩完了。”
于是乎，德宗颁布罪己诏，面向全国军民检讨自己，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人，一切都是朕的错，你们别闹了，过去的事就让它随风而逝吧，好不好？
看到这封感人的诏书，骄横跋扈的藩镇大帅都感动哭了，皇上，臣也有错，我们再也不闹了……
一个人玩是玩不过来的，在皇族、外戚、官僚、武将都被排除的情况下，李适把目光转向了家奴，还得是奴才好使，不仅能办事，而且想怎么拿捏就拿捏！
“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可靠的，那什么窦文场、霍仙鸣，你俩就去管神策军吧。”
至此，宦党以一支单独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唐廷中央进入南北二司的相持阶段。
宦党先后参与了永贞内禅、唐宪宗夺权、唐文宗夺权、唐武宗夺权、唐宣宗夺权、唐僖宗夺权、唐昭宗夺权等宫廷政变，中唐以后皇帝，多为宦官所立，但这些皇帝亲政也多半要依靠宦党势力中的一派去除掉另一派，并用剩下的这一派威胁随时会形成势力的外戚和朝官。
除此以外，唐代宦官还出现在了战场上，程元振、仇士良、田令孜、李辅国、鱼朝恩、杨复恭多有战功，堪称出将入相。
但唐朝宦官的权力真就那么大吗？不，远远不如明朝。
汉、唐、明，是宦党之祸最为惨烈的三朝，提到阉人，很多人认为唐朝宦官专权最厉害。
但我不这么认为。
唐朝宦党名为一个整体，实则分很多派系，内侍省是一伙，神策军是一伙，出镇各地为监军的又是一伙，跑到地方为朝廷捞钱的又是一伙，彼此内部也不对付。
权力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东西，某个宦官权力大不大，姑且看他的影响力和对军国大事的控制程度以及对官僚集团的威慑力。
说影响力，不出长安，任用亲信的范围也仅限于关内、京畿、都畿、陇右等道。
对军国大事也不能完全控制，六部各司各寺等政府单位仍在朝官手里，发动甘露之变的仇士良够猛了吧，但是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却不敢废掉唐文宗。
上有郭太后，下有南衙朝官，在各地还有打着勤王旗号的藩镇，虽然文宗自谓连汉献帝都不如，可在甘露之变后依然可以任命李石、郑覃为宰相。
就连一个京兆尹薛元赏，也敢公然与仇士良硬碰硬，一个昭义节度使也敢声讨宦官，官僚还是敢跟宦官叫板，仇士良拿他们也没招。
能杀皇帝就代表宦官权力大吗？非也。
到了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阉人也变成了真正的官僚，全面参与国家大事。
先后出现了由宦官掌控的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分管各项事务，有御马监大太监负责皇宫卫戍工作，有司礼监掌握批红权负责军国大事，宦官的权力迅速扩大。
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军事机构先后问世，锦衣卫南北镇抚司沦为宦官随意差遣的对象。
江南织造局有宦官坐镇，南京陪都有宦官坐镇，辽东战场有数十上百名监军，武将要干点啥，还得先看看监军的脸色，宦党势力遍布宫内宫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宦官的身影，这个群体已然变成了家奴性质的官僚集团。
明堡宗的王振、成化帝的汪直、大将军的刘瑾、朱木匠的魏忠贤、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想怎么样就怎样。
要是得罪了宦官头子，就可以找个地方等死了。
就说个大家最熟悉的魏忠贤吧。
天启初，礼部尚书暗示木匠把魏忠贤赶出宫去，魏忠贤气得半死，想将这些异己者全部杀掉，于是党羽顾秉谦便偷偷地把魏忠贤所忌恨的人记录下来交给他，这些人最终被魏忠贤逐个贬斥。
之后党羽王体乾又建议魏忠贤用廷杖威胁廷臣，没过多久，工部郎中万燝第一个撞了上来，上书指责魏忠贤，魏忠贤大怒，于是在午门前将其活活杖死。
这几年，被罢斥的官员很多，虾米不说，只说大佬。
组织部一把手——吏部尚书赵南星、中央纪委二把手——左都御史高攀龙，组织部二把手——吏部侍郎陈于廷，先后被逐。
不久，国防部二把手——兵部侍郎李邦华离京，魏忠贤又假传圣旨任命官员，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寺丞，恢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他的爪牙。
不久，又起用拟被遣戍的崔呈秀为御史，崔呈秀于是编造《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也编造《点将录》，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指其为东林党人。
熊廷弼案后，魏忠贤党羽御史梁梦环又大兴汪文言一案，汪文言被抓到镇抚司拷打至死，许显纯编录囚犯供辞的文书，词语连及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使他们或被撤职或被遣戍。
又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将他们牵连进熊廷弼案中，投进诏狱拷打至死，熊廷弼亲家御史吴裕中被活活杖毙。
而这，还没完。
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先后被撤职逐走，朝中机构为之一空！
凡是与魏忠贤有私人关系都得越级升迁，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百官任命，皆在其一言之间，军国大事，悉遵参决，号令两京一十三省，莫敢不从！
就连手握重兵的袁崇焕，也被迫上书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以此来讨好魏忠贤。
放眼天下，除了皇帝，谁制得住魏忠贤？
所以，宦官专权，明朝最甚，唐朝稍次，汉为轻，当然，这也是明朝皇权空前集中的必然后果，皇帝的精力有限，鉴于历朝先例，又不信任其他人，于是宦官头目就成为了影子皇帝。
不过明代皇权非常强大，为何强大，就不赘述了，有空再说，所以明朝皇帝想除掉宦官也是轻而易举的事，魏忠贤也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
魏忠贤被崇祯操作怪赶到凤阳去守陵的路上，朝中有人站出为他说话吗？一个都没有，说白了，依附魏忠贤的人，终究依附的是皇权。
宦官专权，也恰恰说明皇权还在皇帝手里，否则他从哪里专？
由此可见，唐朝宦官虽能弑君拥帝，但基于其权力来自于唐朝皇帝手中并不强大的皇权，加之他们处于深宫与皇帝亲近熟悉、地方藩镇与中央政府抗衡、南北二司争权、宦官内部并非一个整体等缘故，宦党的权势有限，影响力也很有限。
当刘季述被底下的神策军军官做掉后，唐朝宦官也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了，随着藩镇的作大和南北二司的矛盾冲突到极致，到文德年以后，唐朝宦官已无权可专。
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既然他们都已无权可专，说明唐朝皇权也已经崩溃了，皇帝也沦为各方欺辱拿捏的对象。
所以，以弑君拥帝为论据，夸大唐代宦官专权的程度，言过其实也，
导致唐廷崩溃的因素有很多，大概可分以下几点。
一是敌人众多，吐蕃、回鹘、南诏、党项、契丹等外部威胁，使得唐廷必须保持庞大的边镇武装力量，迫于安史之乱后遗留的藩镇历史问题，唐廷又必须保持足够的内部防御武装。
有人肯定要问，安史之乱之后，唐廷为什么不削减藩镇，反而增加藩镇数量？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不，这是政治形势演变被迫作出的决策。
与其说藩镇割据，不如说以藩制藩的方镇政治。
这也会产生一个政治问题，那就是武人治国，许多节度使身兼数职，所属地方州县的长官也大都是亲信将领担任，武人理政，能治个什么？
治出了一群杀将逐帅讨赏的牙兵，治出了一群杀这官拥那官的武将，谁的刀子锋利，谁说了算，谁有钱就跟谁混。
什么？你没钱？那你来当个屁的节度使，滚！
不过武人政治手段有限，也仅仅能闹到这个程度，面对中央朝廷，没有颠覆能力，唐廷要他们干点啥，他们也必须去干，不干？那朝廷就要召集数十镇来讨伐你！
安史之乱后，在方镇政治的维系下，唐廷持续了一百多年，但黄巢起义却给唐朝来了最后一刀，方镇政治彻底失衡了。
弱小的藩镇被农民军消灭，或是被强大的藩镇吞并，强大的藩镇在平定农民起义与吞并友军的过程中实力更加强大，传统的边疆御边型、中原防御型、东南财源型态势崩溃。
故而，黄巢起义导致以藩制藩的方镇政治局面失衡是直接的政治因素。
其次是唐廷中央持续百余年的南北二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神策军中尉为首的北衙宦党相互争夺皇权，两不相让。
在永贞内禅、宪宗夺权、甘露之变、宣宗夺权、武宗夺权等宫廷政变中，掌握军权的宦官全程参与，血案层出，这么一来，南衙朝官对北衙阉贼就更加恨之入骨了。
算上牛李党争，唐廷中央空前激烈的内部斗争消耗了太多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应付艰难的国事，若是互相仇杀，笑的人只会是朱全忠等辈。
等到南北二司的斗争分出胜负，方镇力量终于进入了朝廷，唐廷也完犊子了，北衙宦官前脚被灭，南衙朝臣后脚在白马驿被屠戮一空。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与东汉朝廷的崩溃何其相像？等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与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官僚集团同归于尽，地方武将董卓也混入中央了。
故而，唐廷中央内部的南北二司党争是间接的政治因素。
三是经济原因，随着方镇做大，唐廷中央收入越来越少，几乎是入不敷出，根本支持不起庞大的战争，也无法编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兵器、甲胄、军饷，都需要钱。
十几万军队的日常开销，算上兵器、甲胄等军械的成本，开支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晚唐仅靠京畿、关内、陇右、西川等道，维系不了这样一支庞大且强大的武装，所以在没钱的情况下，被打垮之后重建起来的中央神策军没多少战斗力。
除开军队，还有政府开支，在职官员每月的俸禄、皇族供奉、退休官员的补贴、地方藩镇的封赏、赈灾救民，等等等等，哪一样都要钱。
没钱，什么都干不了，你没钱，谁跟你干啊？忠心也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最后就是决策的失误、错误，上头的皇帝无能，总领百官的宰相也无能，昭宗是个废物，韦昭度也是个废物，这俩天才组合在一起，昏招百出，干啥啥不行，一事无成。
杀掉杨复恭后，昭宗得罪了宦官，在讨伐李克用、李茂贞失败后，与藩镇也交恶了，等到宰相韦昭度被王行瑜杀害、宰相杜让能自杀，昭宗与朝臣也离心离德了。
没人办事了，以上的三个政治问题也就没法解决了，唐廷只能夹在各方当中求生，等南北二司彻底撕破脸后，昭宗也完犊子了。
以上仅为作者一家之言，说的内容很杂，语无伦次，不代表学术，亦不标榜权威，不正错误之处，请诸位指出，如果觉得我说的对，也可以留言讨论。
有你们的支持，这本书才能写得下去。
为什么说从天子的称谓到皇帝称谓的出现是进阶？
天子，爵也，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代天牧民，其下各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代天子守土，天子在国家中是最高位的，是所有人都要尊从的共主，是象徵正统的。
皇帝，主也，数有九，五居正中，若峰，在其之巅，具鼎盛之势，不偏不倚，为天地军民万物一切之主，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唯我独尊，臣下从尊从变为遵从。
尊从不等于遵从。
前者，我表面对你笑呵呵，你让我办点什么，我能找借口，事情实在办不成，我能跟你说明客观因素的因素，你不能说把我杀了就杀了。
后者，我没有反对的权力，无论你说什么，不管我想不想干，我表面上都得先应承下来，要是没办好事情，那只能自我请罪了，因为这辜负了圣托。
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天子概念不等于皇帝概念。
中国出现皇帝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演变，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封邦建国的老规矩没了，变为君主专制，但皇帝也是一个凡人，国家这么大，祂管不过来。
皇权一分为三，由外戚、宦官、官僚集团共同组成。
其中官僚集团分为两个部分，崛起于阡陌之间的新晋寒门贵族，传统的世家门阀，这中间又可以细分成几个部分，彼此互相不对付，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前汉吕氏、窦氏、王氏三次外戚参政引发的祸事让东汉皇帝引以为戒，外戚不可靠，要是出现王莽这种大舅子，皇位就不保了，那怎么办？当然是找帮手。
找谁？
皇族宗室？得了吧，一见皇帝有机可乘，宗室王爷没有一个不是想把皇帝杀了自己当皇帝的。
成天喊万岁的官僚？
也不行，貌合神离，党同伐异，见风使舵，个个都是一把尺子，精着呢，也靠不住，王莽篡位之前，不就是这些朝官先来上表请禅？
这俩都靠不住，地方的封疆大吏就更靠不住了。
皇帝看来看去，把主意打到了身边的家奴，放眼天下，只有这些奴才才是一家人啊。
朕要是死了，这些家奴肯定也不好过日子，朕威风凛凛，家奴也才能活得有尊严，二者拥有完全一致的利益，于是乎，东汉几个傀儡皇帝夺权就是依靠了身边的奴才。
至汉末，宫中家奴已具备奴婢和官僚的双重属性，称为中官。
十常侍和何进火拼后，东汉结束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二者一前一后，双双殒命，皇权回到了皇帝和朝官手中，由三组一变成二组一。
曹操、刘备、公孙赞、孙坚、袁绍等人，都是官僚这个一的组成部分。
之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
贾后乱政，引发八王之乱，西晋完犊子，其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前王后谢，世家门阀交替控制皇权，东晋皇帝有名无实，离完犊子不远了。
之后刘裕杀马建宋、侯景反梁、萧齐萧梁宗室互杀、陈霸先与王僧辩两大集团火拼，血案层出不穷，至陈霸先代梁建陈，南朝到了末日，北朝也走到了末日。
先有赫连勃勃、石虎等皇帝，后有尔朱荣乱魏，再有高欢、宇文泰分裂国家，北方形成二帝并立、二朝对峙的局势。
这么一乱，到李唐统一中国，皇族先被逐出中央权力核心，再无力争夺国家政权，到科举制全面推广、李世民谱牒改革，世家门阀也进入了倒计时。
纵观李唐一朝，不曾出现权臣总揽庙堂军国大事、百官任命皆在其一言之间的局面。
皇族、外戚先后被排除，各部司官员频繁调动升迁贬谪，宰相进入集体决策阶段，官僚也被干得要死不活，皇权终于回到了皇帝一人。
“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三省敢驳回朕的旨意，那你滚吧，别当宰相了！”
宋璟、张九龄等贤相，说下台就下台，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也是皇帝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高欢、宇文泰这样的人，再难出现一个了。
唐朝皇帝终于达到了唯我独尊的境界，君权全面集中，集体宰相制度下的宰相不具备抗衡能力，但皇帝一人决策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决策过程中掺杂了太多个人喜恶。
要是皇帝是只懒狗，大唐就药丸了，天质英断的李隆基玩了几年，把安禄山玩出来了。
唐德宗李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打藩镇就打，结果引发了四王二帝的乱局，自己更是被乱兵赶出长安城，被围在奉天县里足足一个月，险些被乱兵砍死。
奉天之难结束后，德宗回到了长安城，但不是意气风发，接受群臣朝拜时也没有发表演讲，就默默的坐在那，其中伤心难过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再这么下去，祖宗基业要被朕玩完了。”
于是乎，德宗颁布罪己诏，面向全国军民检讨自己，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人，一切都是朕的错，你们别闹了，过去的事就让它随风而逝吧，好不好？
看到这封感人的诏书，骄横跋扈的藩镇大帅都感动哭了，皇上，臣也有错，我们再也不闹了……
一个人玩是玩不过来的，在皇族、外戚、官僚、武将都被排除的情况下，李适把目光转向了家奴，还得是奴才好使，不仅能办事，而且想怎么拿捏就拿捏！
“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可靠的，那什么窦文场、霍仙鸣，你俩就去管神策军吧。”
至此，宦党以一支单独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唐廷中央进入南北二司的相持阶段。
宦党先后参与了永贞内禅、唐宪宗夺权、唐文宗夺权、唐武宗夺权、唐宣宗夺权、唐僖宗夺权、唐昭宗夺权等宫廷政变，中唐以后皇帝，多为宦官所立，但这些皇帝亲政也多半要依靠宦党势力中的一派去除掉另一派，并用剩下的这一派威胁随时会形成势力的外戚和朝官。
除此以外，唐代宦官还出现在了战场上，程元振、仇士良、田令孜、李辅国、鱼朝恩、杨复恭多有战功，堪称出将入相。
但唐朝宦官的权力真就那么大吗？不，远远不如明朝。
汉、唐、明，是宦党之祸最为惨烈的三朝，提到阉人，很多人认为唐朝宦官专权最厉害。
但我不这么认为。
唐朝宦党名为一个整体，实则分很多派系，内侍省是一伙，神策军是一伙，出镇各地为监军的又是一伙，跑到地方为朝廷捞钱的又是一伙，彼此内部也不对付。
权力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东西，某个宦官权力大不大，姑且看他的影响力和对军国大事的控制程度以及对官僚集团的威慑力。
说影响力，不出长安，任用亲信的范围也仅限于关内、京畿、都畿、陇右等道。
对军国大事也不能完全控制，六部各司各寺等政府单位仍在朝官手里，发动甘露之变的仇士良够猛了吧，但是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却不敢废掉唐文宗。
上有郭太后，下有南衙朝官，在各地还有打着勤王旗号的藩镇，虽然文宗自谓连汉献帝都不如，可在甘露之变后依然可以任命李石、郑覃为宰相。
就连一个京兆尹薛元赏，也敢公然与仇士良硬碰硬，一个昭义节度使也敢声讨宦官，官僚还是敢跟宦官叫板，仇士良拿他们也没招。
能杀皇帝就代表宦官权力大吗？非也。
到了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阉人也变成了真正的官僚，全面参与国家大事。
先后出现了由宦官掌控的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分管各项事务，有御马监大太监负责皇宫卫戍工作，有司礼监掌握批红权负责军国大事，宦官的权力迅速扩大。
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军事机构先后问世，锦衣卫南北镇抚司沦为宦官随意差遣的对象。
江南织造局有宦官坐镇，南京陪都有宦官坐镇，辽东战场有数十上百名监军，武将要干点啥，还得先看看监军的脸色，宦党势力遍布宫内宫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宦官的身影，这个群体已然变成了家奴性质的官僚集团。
明堡宗的王振、成化帝的汪直、大将军的刘瑾、朱木匠的魏忠贤、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想怎么样就怎样。
要是得罪了宦官头子，就可以找个地方等死了。
就说个大家最熟悉的魏忠贤吧。
天启初，礼部尚书暗示木匠把魏忠贤赶出宫去，魏忠贤气得半死，想将这些异己者全部杀掉，于是党羽顾秉谦便偷偷地把魏忠贤所忌恨的人记录下来交给他，这些人最终被魏忠贤逐个贬斥。
之后党羽王体乾又建议魏忠贤用廷杖威胁廷臣，没过多久，工部郎中万燝第一个撞了上来，上书指责魏忠贤，魏忠贤大怒，于是在午门前将其活活杖死。
这几年，被罢斥的官员很多，虾米不说，只说大佬。
组织部一把手——吏部尚书赵南星、中央纪委二把手——左都御史高攀龙，组织部二把手——吏部侍郎陈于廷，先后被逐。
不久，国防部二把手——兵部侍郎李邦华离京，魏忠贤又假传圣旨任命官员，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寺丞，恢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他的爪牙。
不久，又起用拟被遣戍的崔呈秀为御史，崔呈秀于是编造《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也编造《点将录》，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指其为东林党人。
熊廷弼案后，魏忠贤党羽御史梁梦环又大兴汪文言一案，汪文言被抓到镇抚司拷打至死，许显纯编录囚犯供辞的文书，词语连及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使他们或被撤职或被遣戍。
又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将他们牵连进熊廷弼案中，投进诏狱拷打至死，熊廷弼亲家御史吴裕中被活活杖毙。
而这，还没完。
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先后被撤职逐走，朝中机构为之一空！
凡是与魏忠贤有私人关系都得越级升迁，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百官任命，皆在其一言之间，军国大事，悉遵参决，号令两京一十三省，莫敢不从！
就连手握重兵的袁崇焕，也被迫上书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以此来讨好魏忠贤。
放眼天下，除了皇帝，谁制得住魏忠贤？
所以，宦官专权，明朝最甚，唐朝稍次，汉为轻，当然，这也是明朝皇权空前集中的必然后果，皇帝的精力有限，鉴于历朝先例，又不信任其他人，于是宦官头目就成为了影子皇帝。
不过明代皇权非常强大，为何强大，就不赘述了，有空再说，所以明朝皇帝想除掉宦官也是轻而易举的事，魏忠贤也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
魏忠贤被崇祯操作怪赶到凤阳去守陵的路上，朝中有人站出为他说话吗？一个都没有，说白了，依附魏忠贤的人，终究依附的是皇权。
宦官专权，也恰恰说明皇权还在皇帝手里，否则他从哪里专？
由此可见，唐朝宦官虽能弑君拥帝，但基于其权力来自于唐朝皇帝手中并不强大的皇权，加之他们处于深宫与皇帝亲近熟悉、地方藩镇与中央政府抗衡、南北二司争权、宦官内部并非一个整体等缘故，宦党的权势有限，影响力也很有限。
当刘季述被底下的神策军军官做掉后，唐朝宦官也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了，随着藩镇的作大和南北二司的矛盾冲突到极致，到文德年以后，唐朝宦官已无权可专。
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既然他们都已无权可专，说明唐朝皇权也已经崩溃了，皇帝也沦为各方欺辱拿捏的对象。
所以，以弑君拥帝为论据，夸大唐代宦官专权的程度，言过其实也，
导致唐廷崩溃的因素有很多，大概可分以下几点。
一是敌人众多，吐蕃、回鹘、南诏、党项、契丹等外部威胁，使得唐廷必须保持庞大的边镇武装力量，迫于安史之乱后遗留的藩镇历史问题，唐廷又必须保持足够的内部防御武装。
有人肯定要问，安史之乱之后，唐廷为什么不削减藩镇，反而增加藩镇数量？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不，这是政治形势演变被迫作出的决策。
与其说藩镇割据，不如说以藩制藩的方镇政治。
这也会产生一个政治问题，那就是武人治国，许多节度使身兼数职，所属地方州县的长官也大都是亲信将领担任，武人理政，能治个什么？
治出了一群杀将逐帅讨赏的牙兵，治出了一群杀这官拥那官的武将，谁的刀子锋利，谁说了算，谁有钱就跟谁混。
什么？你没钱？那你来当个屁的节度使，滚！
不过武人政治手段有限，也仅仅能闹到这个程度，面对中央朝廷，没有颠覆能力，唐廷要他们干点啥，他们也必须去干，不干？那朝廷就要召集数十镇来讨伐你！
安史之乱后，在方镇政治的维系下，唐廷持续了一百多年，但黄巢起义却给唐朝来了最后一刀，方镇政治彻底失衡了。
弱小的藩镇被农民军消灭，或是被强大的藩镇吞并，强大的藩镇在平定农民起义与吞并友军的过程中实力更加强大，传统的边疆御边型、中原防御型、东南财源型态势崩溃。
故而，黄巢起义导致以藩制藩的方镇政治局面失衡是直接的政治因素。
其次是唐廷中央持续百余年的南北二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神策军中尉为首的北衙宦党相互争夺皇权，两不相让。
在永贞内禅、宪宗夺权、甘露之变、宣宗夺权、武宗夺权等宫廷政变中，掌握军权的宦官全程参与，血案层出，这么一来，南衙朝官对北衙阉贼就更加恨之入骨了。
算上牛李党争，唐廷中央空前激烈的内部斗争消耗了太多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应付艰难的国事，若是互相仇杀，笑的人只会是朱全忠等辈。
等到南北二司的斗争分出胜负，方镇力量终于进入了朝廷，唐廷也完犊子了，北衙宦官前脚被灭，南衙朝臣后脚在白马驿被屠戮一空。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与东汉朝廷的崩溃何其相像？等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与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官僚集团同归于尽，地方武将董卓也混入中央了。
故而，唐廷中央内部的南北二司党争是间接的政治因素。
三是经济原因，随着方镇做大，唐廷中央收入越来越少，几乎是入不敷出，根本支持不起庞大的战争，也无法编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兵器、甲胄、军饷，都需要钱。
十几万军队的日常开销，算上兵器、甲胄等军械的成本，开支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晚唐仅靠京畿、关内、陇右、西川等道，维系不了这样一支庞大且强大的武装，所以在没钱的情况下，被打垮之后重建起来的中央神策军没多少战斗力。
除开军队，还有政府开支，在职官员每月的俸禄、皇族供奉、退休官员的补贴、地方藩镇的封赏、赈灾救民，等等等等，哪一样都要钱。
没钱，什么都干不了，你没钱，谁跟你干啊？忠心也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最后就是决策的失误、错误，上头的皇帝无能，总领百官的宰相也无能，昭宗是个废物，韦昭度也是个废物，这俩天才组合在一起，昏招百出，干啥啥不行，一事无成。
杀掉杨复恭后，昭宗得罪了宦官，在讨伐李克用、李茂贞失败后，与藩镇也交恶了，等到宰相韦昭度被王行瑜杀害、宰相杜让能自杀，昭宗与朝臣也离心离德了。
没人办事了，以上的三个政治问题也就没法解决了，唐廷只能夹在各方当中求生，等南北二司彻底撕破脸后，昭宗也完犊子了。
以上仅为作者一家之言，说的内容很杂，语无伦次，不代表学术，亦不标榜权威，不正错误之处，请诸位指出，如果觉得我说的对，也可以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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