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十点】
《一个医生离开公立医院后的三年》
三年前，L医生从他工作了20余年的北京一著名三甲医院辞职，加入了一所高端私立医院工作，在私立医院工作了三年多后，他再度选择了辞职，重返公立三甲医院。
以下内容是基于L医生的讲述编辑整理而成，为方便叙述，我们将L医生辞职的公立医院称为B医院，他加入的私立医院称为H医院，他回归的公立医院称为C医院。本文发布前经L医生确认。
我是神经内科医生。
辞职的时候，我已经是正高职称了。2012年晋的正高，一般40岁前晋正高都算是比较早的，我拖了一年，40岁整晋的。在科里我也很受主任器重，一直担任他的副手，做行政副主任。大家都认为，我已经渡过了医生职业中最艰难的阶段，未来一片光明了。
对于我的辞职，院长也觉得很突然，也多次挽留。她对我说，即使你一定要走，H医院也不适合你，个人的发展和平台确实有很重要的关系，你一定要慎重考虑。
说实话，我也是下了非常大决心才做出这个决定。
医生这个职业是我从小的理想。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记得那时候去趟公园，回来都会发烧，所以经常出入医院。从小我就对医院的环境很熟悉，感觉医生很了不起，能给人看好病。
所以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小时候的玩具都是听诊器、注射器之类的。高考填志愿时，我基本上填的都是医学院校，最后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我的博士是在北大医学部读的，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医教学医院B医院工作。
对于别人来说，医生可能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但对我来说，除了谋生之外，还是我愿望的实现，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我做了20余年医生后，我发现我虽然很忙，忙到一年都休不了几个周末，但我用于临床的时间、真正看病的时间越来越少。
一年到头，我的周末几乎都在外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有些确实是有收获的，但有时也有一些重复性的会议。你知道，中国社会是讲人情的，请你去捧场也没法推脱，在学术圈里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用于看病的时间越来越少，我觉得这已经违背了我做医生的初心。另外周末都在外面开会，也让我疲于应付。
促使我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医生的执业环境越来越不好。我做住院总的时候，有次夜里去会诊，正赶上患者家属围攻请我会诊的那个医生，我上去拉，结果病人家属把我给打了，鼻骨骨折，流了很多血。但那是比较早的事情，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伤医新闻。
后来2003年非典，医生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我以为疫情结束后医生的地位能够保持下去，但实际上疫情过去后，医生处境比原来更差了，各种暴力伤医事件被频频报道。包括我们科的老主任，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被病人推倒了，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了很长时间。
这些伤医杀医事件让我觉得挺寒心的，这也是促使我从公立医院辞职的一个原因吧，因为私立医院好像从来就没有曝出过伤医事件，而且我听说H医院有保护医生执业安全的制度，如果患者对医生有攻击行为的话，医生可以拒绝提供医疗服务，我觉得这挺合理。
我辞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收入的问题。我已经是正高了，而且还担任科室副主任，如果去染指一些灰色地带，那收入可能会比在H医院高很多。但我从医是为了实现小时候的理想，我不允许灰色收入玷污我的理想。而且我也有信仰，相信轮回和因果，因此选择规规矩矩做医生，这样的收入确实不多。
虽然那时候公立医院医生每年的薪水都在增加，但工资增速远远赶不上房价增速。我做了20多年医生，做到这个职位，还是住在五环外郊区的经济适用房，每天通勤时间要两个多小时，体力精力都耗损很多。
我记得特别清楚，2017年底，我得了两次流感，高烧刚好之后又发高烧，就觉得体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去H医院，不仅收入可以提高50%，而且离家更近一些，路上通勤时间可以降到一小时以内。这是一些具体的客观因素。看似不重要，但其实不可能完全忽视。毕竟，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去了H医院之后，一开始感觉确实很好。
首先，我工作时间的80%-90%都用在临床，而且和每个病人的交流都非常充分，医院也规定了首诊40分钟，复诊20分钟，中间没有人进来打扰，也不允许医生接听私人电话。可以说，医院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
公立医院的病人太多、医生太忙，我们往往更关注疾病而忽略了病人。但实际上，治疗的对象应该不仅仅是疾病，而是病人这个整体。神经内科现在有一个亚专业叫神经心理学。很多头痛头晕的患者，实际上并不是器质性疾病，可能就是心理问题，例如焦虑抑郁，只要医生有充分时间和病人交流沟通，就能找到具体的病因，然后从心理层面给一些疏导，对病人帮助会非常大。
另外，H医院在私立医院中还是比较规范的，比较讲求循证医学。但后来时间长了，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各科为了完成KPI，互相抢病人。其实这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说实话在公立医院，一些合并症多、年龄大的患者，医生不愿意接收，因为公立医院医生怕出医疗纠纷，怕影响周转，这些患者接收起来会有心理负担。但在H医院，不管多危重的患者，大家都在抢，因为病情越危重，整体医疗费用就会越高，越容易完成KPI。
但过犹不及，为了完成KPI，有些科室去抢不属于本科室的患者，从而给病人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难以接受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医院领导对于科室发展规划的思路和我不一致。学科发展到今天，分科越来越细，而院领导的理念正好相反，她想要合并一些科，比如神经内科要和神经外科合并。这种思路对于有些科室确实是好的，如心外科只有一个医生，与心内科合并后其实与没有合并也差不多，而且心脏疾病内外科多有交叉。但神内和神外的交叉点很少，经典的神经外科主要是做颅内肿瘤，经典的神经内科则是卒中、神经变性病，如老年痴呆、帕金森病，运动神经元病等，还有睡眠障碍等神经心理疾病，以及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病等。
神经内科的病种非常广泛，光肌肉病就有400多种，除了卒中介入，与神经外科交叉点很少，医疗行为模式也很不同。几乎没有交叉的两个专科合在一块怎么看病呢，让我看脑肿瘤，我也不会啊。
另外，H医院的病人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积累的职业，没有那么多病人，积累就会比较慢。尽管我在H医院也有一些收获，例如H医院外国病人很多，我能看到一些国内患者身上很少见到的病种，但总体上肯定不如在公立医院病例积累多。
虽然我最终因为这些原因选择了从H医院辞职，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在私立医院里面，它还算相对比较正规的。
我现在刚刚入职C医院一个多月，C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我的本科是在首医读的，还是比较有缘分的。再次回到公立医院，之前离开的一些原因，有些还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已经有所改善了。比如收入问题，现在收入肯定是减少的，要比在H医院减少13左右。但我一直也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看得很重的话，根本不用辞职去私立医院。
我把这段经历视为一种修行，对我来说，可能人生不同阶段，你会知道什么对于你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可以继续忍受五环外的经济适用房，而且现在的C医院，比B医院离家也更近一些。
现在我只做病区主任，管33张床位，床位周转很快，几乎每天都会收进10个左右新病人，再加上出门诊时间，我又回到了以前繁忙的公立医院医生的状态。
由于疫情和其他原因，现在的学术活动少了很多，而且学术会议都基本改到线上了，参会付出的时间成本就少了很多。
所以，现在的工作状态我是比较满意的。教学医院的学风还是很浓厚的，虽然刚到这边一个月，目前已经投了4篇文章了。把自己看病过程中的心得，把一些少见病例写出来供其他医生参考，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近一两年公立医院的执业环境比原来好了一些，医院安保也严格多了，还设了安检。因为疫情的原因，病房都没有家属陪住，医院门诊的设计也都留有后门，装了报警系统，在安全感方面给人的整体感受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是讲道理的，只要你真心对病人好，病人是能够理解的。其实我做医生这么多年，除了那次为了保护其它科的医生被打外，我自己从没有和病人出现过肢体冲突，甚至投诉都很少。
经历了这一次的出走和回归，未来我应该会稳定下来，安安稳稳的做医生，除非我们国家的医疗体制从根本上发生巨大变革。但从目前整体形势来看，这种变革在相当长时间内应该不会发生，未来公立医院的地位会越来越稳固。
医生婚礼当天赶去给病人做手术
据人民网新疆频道10月20日报道，10月10日是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心内一科主治医师马玉龙和介入中心护士李娜举行婚礼的日子，当天出现一位急性心梗的危急病人，接到同事电话后，马玉龙留下李娜一个人先结婚，他立即赶到医院对病人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手术，看到病人情况稳定后，马玉龙重新回到了婚礼现场。（人
甘肃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停止举行
10月20日，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发文称，根据甘肃省疫情防控要求，原定于10月23、24日举行的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停止举行，在甘肃省考试报名成功的报考人员，无需办理退费申请，报考费用直接退还至原支付账户，参加2020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取得的合格成绩有效期相应延长一年。
两医院原副院长被查
10月21日，据吉首市纪委监委消息，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邓瑞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吉首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日，据西昌市纪委监委消息，四川省西昌市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韩鹏涉嫌严重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
武大人民医院发现心源性猝死新致病基因
10月19日，最新一期国际心血管领域顶级期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胡丹教授课题组心律失常最新研究进展：编码心脏钠离子通道的，是可导致心源性猝死的早期复极综合征（ERS）的主要致病基因。该项研究成功对于早期发现和预防早期复极综合征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具有重大临床意义。
论文题目为《携带致病性变异的早期复极综合征和Brugada综合征的先证者的特性》。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硕士生张中和为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II科胡丹教授为唯一通讯作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第一及通讯作者单位。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的资助。
《一个医生离开公立医院后的三年》
三年前，L医生从他工作了20余年的北京一著名三甲医院辞职，加入了一所高端私立医院工作，在私立医院工作了三年多后，他再度选择了辞职，重返公立三甲医院。
以下内容是基于L医生的讲述编辑整理而成，为方便叙述，我们将L医生辞职的公立医院称为B医院，他加入的私立医院称为H医院，他回归的公立医院称为C医院。本文发布前经L医生确认。
我是神经内科医生。
辞职的时候，我已经是正高职称了。2012年晋的正高，一般40岁前晋正高都算是比较早的，我拖了一年，40岁整晋的。在科里我也很受主任器重，一直担任他的副手，做行政副主任。大家都认为，我已经渡过了医生职业中最艰难的阶段，未来一片光明了。
对于我的辞职，院长也觉得很突然，也多次挽留。她对我说，即使你一定要走，H医院也不适合你，个人的发展和平台确实有很重要的关系，你一定要慎重考虑。
说实话，我也是下了非常大决心才做出这个决定。
医生这个职业是我从小的理想。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记得那时候去趟公园，回来都会发烧，所以经常出入医院。从小我就对医院的环境很熟悉，感觉医生很了不起，能给人看好病。
所以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小时候的玩具都是听诊器、注射器之类的。高考填志愿时，我基本上填的都是医学院校，最后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我的博士是在北大医学部读的，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医教学医院B医院工作。
对于别人来说，医生可能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但对我来说，除了谋生之外，还是我愿望的实现，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我做了20余年医生后，我发现我虽然很忙，忙到一年都休不了几个周末，但我用于临床的时间、真正看病的时间越来越少。
一年到头，我的周末几乎都在外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有些确实是有收获的，但有时也有一些重复性的会议。你知道，中国社会是讲人情的，请你去捧场也没法推脱，在学术圈里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用于看病的时间越来越少，我觉得这已经违背了我做医生的初心。另外周末都在外面开会，也让我疲于应付。
促使我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医生的执业环境越来越不好。我做住院总的时候，有次夜里去会诊，正赶上患者家属围攻请我会诊的那个医生，我上去拉，结果病人家属把我给打了，鼻骨骨折，流了很多血。但那是比较早的事情，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伤医新闻。
后来2003年非典，医生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我以为疫情结束后医生的地位能够保持下去，但实际上疫情过去后，医生处境比原来更差了，各种暴力伤医事件被频频报道。包括我们科的老主任，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被病人推倒了，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了很长时间。
这些伤医杀医事件让我觉得挺寒心的，这也是促使我从公立医院辞职的一个原因吧，因为私立医院好像从来就没有曝出过伤医事件，而且我听说H医院有保护医生执业安全的制度，如果患者对医生有攻击行为的话，医生可以拒绝提供医疗服务，我觉得这挺合理。
我辞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收入的问题。我已经是正高了，而且还担任科室副主任，如果去染指一些灰色地带，那收入可能会比在H医院高很多。但我从医是为了实现小时候的理想，我不允许灰色收入玷污我的理想。而且我也有信仰，相信轮回和因果，因此选择规规矩矩做医生，这样的收入确实不多。
虽然那时候公立医院医生每年的薪水都在增加，但工资增速远远赶不上房价增速。我做了20多年医生，做到这个职位，还是住在五环外郊区的经济适用房，每天通勤时间要两个多小时，体力精力都耗损很多。
我记得特别清楚，2017年底，我得了两次流感，高烧刚好之后又发高烧，就觉得体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去H医院，不仅收入可以提高50%，而且离家更近一些，路上通勤时间可以降到一小时以内。这是一些具体的客观因素。看似不重要，但其实不可能完全忽视。毕竟，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去了H医院之后，一开始感觉确实很好。
首先，我工作时间的80%-90%都用在临床，而且和每个病人的交流都非常充分，医院也规定了首诊40分钟，复诊20分钟，中间没有人进来打扰，也不允许医生接听私人电话。可以说，医院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
公立医院的病人太多、医生太忙，我们往往更关注疾病而忽略了病人。但实际上，治疗的对象应该不仅仅是疾病，而是病人这个整体。神经内科现在有一个亚专业叫神经心理学。很多头痛头晕的患者，实际上并不是器质性疾病，可能就是心理问题，例如焦虑抑郁，只要医生有充分时间和病人交流沟通，就能找到具体的病因，然后从心理层面给一些疏导，对病人帮助会非常大。
另外，H医院在私立医院中还是比较规范的，比较讲求循证医学。但后来时间长了，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各科为了完成KPI，互相抢病人。其实这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说实话在公立医院，一些合并症多、年龄大的患者，医生不愿意接收，因为公立医院医生怕出医疗纠纷，怕影响周转，这些患者接收起来会有心理负担。但在H医院，不管多危重的患者，大家都在抢，因为病情越危重，整体医疗费用就会越高，越容易完成KPI。
但过犹不及，为了完成KPI，有些科室去抢不属于本科室的患者，从而给病人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难以接受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医院领导对于科室发展规划的思路和我不一致。学科发展到今天，分科越来越细，而院领导的理念正好相反，她想要合并一些科，比如神经内科要和神经外科合并。这种思路对于有些科室确实是好的，如心外科只有一个医生，与心内科合并后其实与没有合并也差不多，而且心脏疾病内外科多有交叉。但神内和神外的交叉点很少，经典的神经外科主要是做颅内肿瘤，经典的神经内科则是卒中、神经变性病，如老年痴呆、帕金森病，运动神经元病等，还有睡眠障碍等神经心理疾病，以及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病等。
神经内科的病种非常广泛，光肌肉病就有400多种，除了卒中介入，与神经外科交叉点很少，医疗行为模式也很不同。几乎没有交叉的两个专科合在一块怎么看病呢，让我看脑肿瘤，我也不会啊。
另外，H医院的病人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积累的职业，没有那么多病人，积累就会比较慢。尽管我在H医院也有一些收获，例如H医院外国病人很多，我能看到一些国内患者身上很少见到的病种，但总体上肯定不如在公立医院病例积累多。
虽然我最终因为这些原因选择了从H医院辞职，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在私立医院里面，它还算相对比较正规的。
我现在刚刚入职C医院一个多月，C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我的本科是在首医读的，还是比较有缘分的。再次回到公立医院，之前离开的一些原因，有些还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已经有所改善了。比如收入问题，现在收入肯定是减少的，要比在H医院减少13左右。但我一直也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看得很重的话，根本不用辞职去私立医院。
我把这段经历视为一种修行，对我来说，可能人生不同阶段，你会知道什么对于你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可以继续忍受五环外的经济适用房，而且现在的C医院，比B医院离家也更近一些。
现在我只做病区主任，管33张床位，床位周转很快，几乎每天都会收进10个左右新病人，再加上出门诊时间，我又回到了以前繁忙的公立医院医生的状态。
由于疫情和其他原因，现在的学术活动少了很多，而且学术会议都基本改到线上了，参会付出的时间成本就少了很多。
所以，现在的工作状态我是比较满意的。教学医院的学风还是很浓厚的，虽然刚到这边一个月，目前已经投了4篇文章了。把自己看病过程中的心得，把一些少见病例写出来供其他医生参考，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近一两年公立医院的执业环境比原来好了一些，医院安保也严格多了，还设了安检。因为疫情的原因，病房都没有家属陪住，医院门诊的设计也都留有后门，装了报警系统，在安全感方面给人的整体感受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是讲道理的，只要你真心对病人好，病人是能够理解的。其实我做医生这么多年，除了那次为了保护其它科的医生被打外，我自己从没有和病人出现过肢体冲突，甚至投诉都很少。
经历了这一次的出走和回归，未来我应该会稳定下来，安安稳稳的做医生，除非我们国家的医疗体制从根本上发生巨大变革。但从目前整体形势来看，这种变革在相当长时间内应该不会发生，未来公立医院的地位会越来越稳固。
医生婚礼当天赶去给病人做手术
据人民网新疆频道10月20日报道，10月10日是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心内一科主治医师马玉龙和介入中心护士李娜举行婚礼的日子，当天出现一位急性心梗的危急病人，接到同事电话后，马玉龙留下李娜一个人先结婚，他立即赶到医院对病人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手术，看到病人情况稳定后，马玉龙重新回到了婚礼现场。（人
甘肃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停止举行
10月20日，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发文称，根据甘肃省疫情防控要求，原定于10月23、24日举行的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停止举行，在甘肃省考试报名成功的报考人员，无需办理退费申请，报考费用直接退还至原支付账户，参加2020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取得的合格成绩有效期相应延长一年。
两医院原副院长被查
10月21日，据吉首市纪委监委消息，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邓瑞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吉首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日，据西昌市纪委监委消息，四川省西昌市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韩鹏涉嫌严重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
武大人民医院发现心源性猝死新致病基因
10月19日，最新一期国际心血管领域顶级期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胡丹教授课题组心律失常最新研究进展：编码心脏钠离子通道的，是可导致心源性猝死的早期复极综合征（ERS）的主要致病基因。该项研究成功对于早期发现和预防早期复极综合征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具有重大临床意义。
论文题目为《携带致病性变异的早期复极综合征和Brugada综合征的先证者的特性》。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硕士生张中和为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II科胡丹教授为唯一通讯作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第一及通讯作者单位。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