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山海图》，必须掌握以下六把密钥：
一是一里到底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山海经》中名山大川的记述都以“里”为单位，要破译《山海图》就必须搞清楚一里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我们现在的一里等于500米。但在上古，一里也等于500米吗？按《春秋.谷梁传》：“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就是说，古时以三百步为一里，方圆一里为九百亩，每一百亩划分为井字形状的九块田，称之为井田。从中可以看出，一里等于三百步。然而一步又等于多少米呢？
请看汉儒的《大戴礼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又说：“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大戴礼记》指出了汉以前是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的。周时采用的是八进制，如高度一仞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大戴礼记.王言》：舒肘知寻。《小尔雅》：寻，舒两肱也。古尺较今尺为短，一寻八尺。长度一寻等于八尺，一尺等于8寸。一步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到了西汉时采用的是十进制。据考古实证，周代的一尺等于0.231米。这是无疑义的。
据上可知，周代一步等于0.231*8=1.848米。周代一里也就是：300*8*0.231米=554.4米；汉代一步等于周代的六尺四寸，则汉时一步等于0.231*6 0.0231*4米，即等于1.4784米，一里等于443.52米。
有的人可能会问，我们现在人的一步充其量能走0.5米吧，古时的人一步怎么会有1.848米？其实我们现在的一步，古时叫跬，《小尔雅》云：“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又《荀子.劝学》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跬和步是两个概念。并且这个跬、步只是相对于行走时的步伐而言，是不用于测距工作的。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古人不会笨到一步一步地用脚步这一概念来测量的。古人在实际测量工作中，采用的是一种叫步弓的测量工具，步弓两端的距离就是1.848米，大约为当时人的一般身高。量一次就叫一步，满300步就叫一里。
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都是以人体的一定比例来度量的，《说文解字》就指出：“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步，就是身高，这个身高是由国家统一规范了的，周代为1.848米。
那么《五藏山经》是以一步等于1.848米，一里等于554.4米计算呢？还是以汉代的一里等于443.52米来计算呢？
都不能。
事实上《五藏山经》已经给后人留下了破译密码，只是后人没有留意而已。据《山海经.西次三经》：“峚(mi)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请注意，此段经文前面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经文“峚(mi)山”后面叙述钟山时又说“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可见后面的420里和前面的460里是相等的。这一后一前的“里”，尺度是不同的，其比例关系为：1.0952倍(460/420)。
据考古结果，陶寺遗址尺为0.25米（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商尺为0.1695米，周、秦尺为0.231米，汉尺为0.232至0.236米。在这些尺度中，满足1.0952倍关系的只有陶寺尺和周尺。陶寺尺/周尺=0.25/0.231=1.08225倍。1.08225倍关系与1.0952倍关系大体接近，均为1.1倍。
这么说来，《五藏山经》是周时成文？不是，因为《山海经》最初本是图画书，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没有文字的连环画，即古时所谓的图书。《山海经》经文到处是对图画的描摹，这种“以图表音、以音释义”的写作手法绝非周代文字大备时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五藏山经》“峚山”至“钟山”里程的叙述，其比例大体符合陶寺尺和周尺的比例关系？这最大的可能是周人有补注。也就是说，《五藏山经》系统成文大体在陶寺时期，即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这一句是周人或者是周人的祖族补注的。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的古尺，其长度为25厘米。如果据此陶寺尺计算，《山海经》一里正好等于600米，比今尺大多了。
问题是，我们能以陶寺尺为标准测算《山海经》里程吗？
完全能！其原因，一是因为帝尧、帝舜和大禹时期，曾经统一过度量衡，据《尚书》载，（尧帝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可见尧帝时曾统一律度量衡的，上古之步和里是有统一规范的。二是从考古发现来看，19世纪50年代于山西襄汾县出土了陶寺遗址，其考古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帝尧至大禹就在此时期内。帝尧、帝舜及大禹曾统一过度量衡，陶寺遗址是否帝尧都城无关紧要，只要陶寺之尺在尧舜禹度量衡统一规范之内就行了。三是中国古史记载禹命伯益著《山海经》，这个禹时期与陶寺遗址历史年代接近。
所以，《山海经》一里等于600米是比较靠谱的。退一步来说，我们以“峚山”一节所隐含的比例关系来算，周尺的1.0952倍，则《山海经》成文时的尺为0.25299米。一里等于607.176米。
需要说明的是，《五藏山经》无论是一里600米，还是一里607.176米，是不会影响《五藏山经》涵盖亚洲和北非的事实的。
我们以周尺和陶寺遗址发现的尺来计算峚山至钟山之间的距离如下：420x607.18=255015.6米（陶寺尺），460x554.4=255024米（周尺），二者相差8.4米，510多里相差8.4米，较之于方圆几十里的名山，其误差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五藏山经》一里必等于607.18米或600米！
有了《山海经》，现在又有了古尺，我们就可以丈量天下了。
问题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他们是如何量得上古图书中的尺寸，并予以修正的呢？
这个问题，晋代大学者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到的资料可以解释。据《博物志》记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张华是晋代最博学的学者，他肯定是看到了常人没看到的资料。《博物志》的记载表明，帝尧之时，在河、洛一带发现玉版，上面铭刻了天、地的形状，又发现金色璧玉，上面有文字，记载了天地形成时的情况。天地的形状是什么？就是天官图和山海图。天官图就是天象图或星象图，山海图就是地图资料。金璧之瑞，说白了就是尧以前的远古历史资料。这是帝尧发现的尧以前的天文、地理、历史的珍贵记录。与刻画天地形状的玉版同时发现的，还有方尺，这就是尧破解远古地图的重要工具！有了地图历史资料，又有方尺，尧破译远古地图也就完全可能。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所以上古前贤一定也是像尧一样，有前代的玉版、方尺，有天地之图，有的甚至有图书（不一定仅是地图），所以他们就能图画天下，整理山海了。
二是要明白音译词、通假字在上古的突出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谈到，现再补充几点。上古音译词、通假字之所以突出，一是由于民族迁徙的频繁、民族交往音译的结果。上古民族间的交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广泛深刻得多。从《山海经》来看，民族间的交往贯通了东亚和西亚，战争沟通了印度洋和北冰洋，乃至亚洲和非洲，这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像，可以说，从周代以来到清末，除了元代，民族间的交往没有超过上古的。二是在上古文字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因表达的需要，不得不借用同音的字表达不同的意思，因而同音通假、音译词现象非常突出。三是语言本身也有一个变迁的发展过程。同一字词，在不同的时代读音有差别；同一字，同一时代不同的民族间读音也有差别，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间也有差别。这是在破译《山海经》时要值得给予相当重视的。这些现象，在后文将逐渐展现出来。
三是要严格按《山海经》表述的方位复原《山海经》中的地理。
东就是正东，南就是正南，西就是正西，北就是正北。这一点必须严格，不能想当然地偏移。如果《山海经》说的是“东三百里”，复原时弄成东偏北10度三百里，这样九次下去，就会偏移到北方，结果就会南辕北辙。其它如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也要取45度角方向，取角不能时大时小，如果随意偏移角度，最终也会造成方位的混乱。再就是《山海经》中的路线一律取直线距离。地图上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而不是实际行走时的曲线距离。如果以曲线距离计程，同样的二个地点，因为行走路径的不同，其距离也就不同，如此就没有一定之规，也就无法成图。所以这一点也必须严格，不能随意曲裁。
四是要认识到民族迁徙过程中的地名复制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没有破解《山海经》，基本上都是中了《山海经》中大量的同名山川的迷魂阵。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天灾、由于战乱、由于政治等原因，各民族其实一直处于迁徒流动过程中。在这种流动过程中，先民们往往将故土的山川地名带入了新的定居点，从而形成了《山海经》中大量同名的大山、大河。犹如今天各地的北京路、南京路、上海路一样。名字虽然一样，然其所指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张冠李戴，误认不同的山、水为同一山、水，从而身陷其中，搞得晕头转向，辨不清方位。
很多学者在研究《山海经》过程中常被大量泾水、渭水、赤水、英水、河水、黑水、岳山、衡山等弄得晕头转向，如赤水共出现十四次以上，《南次二经》、《西山经》、《西次二经》均有赤水；《海外南经》、《海内西经》也出现了赤水；甚至《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中也出现了赤水。再如“河”竟然出现73次以上，《西次二经》、《西次三经》、《西次四经》，《北山经》、《北次二经》，《中山经》首经、《中次二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大荒北经》，均出现了河，可谓无远弗届。上古的河是现在的黄河吗？它发源于哪，流经哪，于哪入海？可以说自史迁以来的研究者都犯了一个错误，误认为《山海经》中的“河”就是现在的黄河！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山海经》中的“河”，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是先民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复制的结果！《山海经》中的河并非都是现在的黄河，“河”作为黄河的特指，只是后世的事。还有很多山川，其位置也并非现在的位置。如太行山与王屋山，迄今为止，很多研究者都指认其为现在的山西的太行山与王屋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山海经》中的太行山与王屋山远在新疆和外蒙！对此，后面将有论述。凡此地名复制现象，在《山海经》中数不胜数。关于这点，在以后的复原《山海图》的过程中将得到证实。
如果认识不到这点，破译《山海图》是不可能的。很多学者正是基于《山海经》山川名称的“纷乱”，认为《山海经》错舛多于真实，不可能也不必厘清各经路线；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将上古史套进《禹贡》九州的范畴，削足适履，岡顾史实，硬是将古时的一步定义为现在的脚步之步，从而将宏大的上古史发生地域，圈定在以今华北为主的九州之内。其实《山海经》所表述的地理历史比我们预想的要宏大得多。在上古，华北平原曾经是沼泽，甚至是在汪洋大海中，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后面你将看到，《山海图》复原图超出任何人的想像，足以震惊世界！
五是要注意用粤语解读《山海经》。
可能有人注意到，前面在解释图案代表的语音时用的是粤语解读。为什么要用粤语来解读？因为据中国史籍记载，《山海经》是大禹命伯益所著。大禹和伯益是谁？大禹和伯益实为夜郎人！而且夏禹实为彝人中的黑彝一族。
夜郎不是西汉才有的吗？绝对不是！因为在《山海经》时代早就有了夜郎族。据《山海经》，夜郎在中国的出现，至少比西汉早2200多年！在大禹以前的《山海经》时代，夜郎叫[犭也](yi)狼，是为《五藏山经》蛇山的【犭也】(yi)狼一族，这是中国关于夜郎的最早记载。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就在今云贵高原贵州和重庆交界处。也就是说，大禹是中国南方人。此为一。
又据《大荒北经》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此外《海内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而弄明又恰恰是骆明之音译。两相印证，可见骆明就是弄明，均出于黄帝一族。弄明(骆明）生有二子，一为白犬，是为犬戎；一为白马，是为鲧族。而鲧是大禹之父族，鲧与犬戎又是兄弟族，所以大禹一族也必与犬戎族紧密相关。此为二。
又据中国古史载，大禹姓姒戎，名文命。而姒戎的读音就是夜郎。犬戎的粤语读音也是夜郎。实际上【犭也】(yi)狼、姒戎、夜郎、伊兰、伊朗都是一个民族，字面不同是由于不同时代音译的结果。此为三。
另外根据复原后的《山海图》，《五藏山经》蛇山的【犭也】(yi)狼一族就在今贵州遵义一带。而现在此地邻近凉山彝族自治州，遵义西边就有彝良县。彝良之名就来源于《山海经》中的【犭也】(yi)狼。而据《海内南经》复原图，《海内南经》中的黑蛇（前面已说了，黑蛇就是黑彝，就是夏禹，三者同音互译）即夏禹也在此一带。所以大禹必然是贵州、重庆一带的黑彝。此为四。
又据《彝族源流》一书所载，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理上比较闭塞的民族。但《彝族源流》竟然保留着夜郎历史的记载，《彝族源流》说夜郎的远祖叫武米，夜郎延续了二千多年。从大禹的名字看，大禹也叫文命，而文命的粤语音读恰恰与“武米”的粤语音读相同。从大禹到西汉夜郎消失，也延续了二千多年。可见《彝族源流》中的夜郎之武米就是大禹！此为五。
基于这五个原因，你对大禹是夜郎人还会怀疑吗？
伯益呢？伯益实为白犬之粤语音译，也就是白彝。伯益和大禹实际上是兄弟族的关系，事实上白彝、黑彝正是兄弟族。
既然大禹是夜郎人，伯益又是其兄弟族，夜郎最初又在中国贵州一带，大禹又是夏朝之源，《山海经》又是伯益（白彝）所著，白彝又在贵州东南，解读《山海经》自然也要用白彝所在地的语音解读。
与贵州东南相邻的是湖南和两广。
那么解读《山海经》自然要用湖南和两广一带的语音解读了。
本来用彝族语言解读是上上之选，但现在彝文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懂彝文的人也不多，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湖南和两广的语音解读。
那前面为什么是以粤语解读为主？因为从中国历史看，自周秦以降的中国南方，湖南开发得比两广早，民族间的交流也比两广频繁，而广东、广西因开发得比较晚，为边远地区，方言的纯洁性要比湖南保持得好。孔子说：“失礼而求诸野。”语言也同样如此。正是因为两广和北方交流融合少，受北方语言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粤语的纯洁性才得以保持。在中国南方语言中，粤语其实是上古语言保留得最好的。因此，解读《山海经》主要要用粤语解读，
但大禹之《山海图》毕竟太大了，它囊括了整个亚洲，甚至包括了北非一部分和美洲的阿拉斯加，纯粹以粤语解读未免失之偏颇，因此有时也得参考其它方言。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六是要认识到《山海经》中一些词语，其意义并非我们现在的语义。
《山海经》中的一些词，其义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如“生”，上古指“后裔”，可以是父子关系，也可以是族属关系。远隔几百年也可以称某某生某某。而且“生”字，还很可能是“封”的通假字。如：《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如果你当黄帝生子骆明，骆明生子白马，白马就是鲧，鲧是黄帝的孙子，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黄帝是5000年前的人。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说：“黄帝至禹，于世三十。”“世”，其义有二，一是指一代，为三十年，所谓世代之世，即是一代。三十年的来历是因为上古男人三十而婚（《大戴礼记》：“上古男子三十而婚。”），故三十年就有一代人，为一世。另一义，“世”，是古时计年的单位，一世即一百年，相当于英语中的century。如“世纪”中的世，就指一百年。如果按一世30年计，黄帝至大禹为900年。据史册记载推算，大禹是前2100年左右的人，则黄帝当为前3000年左右的人，这与中国相传的五千年文明是相吻合的。如果按一世100年计，则黄帝至禹有3000年，那么黄帝就是公元前5000年的人，也就是说，黄帝是7000多年前的人。到底一世是30年还是一百年，据《山海经》描述的黄帝时的地理和气候，黄帝大战蚩尤时，命令南极的应龙助战，可见那时南极尚未完全冰冻，还适宜人类居住。据此，黄帝至少是7000年前的人！所以一世至少应该为一百年。
如果“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之”生“当“生育”讲，则《海内经》所说的黄帝至禹充其量只有100年，如此则黄帝为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人，距《古本竹书纪所》所说的三十世相距太远，也与我们的认识相差太远。所以此处之“生”绝非“生育”或“生子”之义。黄帝、骆明、白马、鲧，绝不是三代父子相传的传承关系。他们之间体现的是族属关系！表明的是族源。例如我们现在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难道就是说我们是炎帝和黄帝的儿子孙子吗？显然不是。所以《山海经》中的“生”体现的也只是族属关系，不一定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另外《山海经》中的“生”，有时又是“封”的意思，即分封诸侯国之“封”。疑“生”亦为“封”之通假字。中国史传黄帝有二十五子，皆有封国。后世周代的分封制度不应该是无缘之水，其渊源应该在黄帝。
再如“鸟”，《山海经》中一些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鸟，而是“人”的意思。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音庞杂，“人”、“日”、“牛”、“狼”、“龙”、“鹿”、“鹰”、“鸟”、“鱼”的民族语音都与该民族“人”的发音相同，这些语音在现在一些地方仍能找到对应的发音。如广州话“人”、“日”同音，读jan;客家话、鄂东南“人”、“日”也同音，读闽南话“人”、“狼”同音；“上海话“人”、“日”同音，读“神”。所以在以图表音的时代，由于民族语音的不同，“日”、“牛”、“狼”、“龙”、“鹿”、“鹰”、“雕”、“鸟”、“鱼”，实际上是“人”的图画表音。
归纳起来，上古“人”字主要有四种读音，一读la,如狼、鸟、龙、日、鹿、人同音互译；二读ji,如蛇、鱼、人同音互译；三读jing,如鹰、人同音互译；四读jan，如羊、人、阳同音互译。在《山海经》中，毕方鸟，即毕方人，亦即并封人；《中次五经》蛇山之[犭也](yi)狼，即是彝人，也就是所谓的夜郎、伊朗。鸱(chi)鸟即蚩尤族（支那）的音译，此为上古西亚人对亚洲南部民族的称呼，后来被音译成所谓的支那。再如《山海经》中的驾鸟、詹鸟，即上古西方对中国北方人的称呼，和青鸟（羌人）一样，后来被音译为china。鸾鸟即岭人或南人，五彩鸟也是上古某族人的称呼。
再如“日”，现在读re,上古读la,古今发音略有变化。如古埃及壁画上的象形文，人名前往往画一个太阳。太阳就是日，读la,所以埃及法老就叫拉某某。
这些代表人的可形象化的事物（主要指太阳和动植物）实际上是文字未出现前的图画表音，也就是图画文字，为文字的初始阶段。
下面重点谈“鸟”。
《山海经》中的黄鸟，即是黄人的意思。《西次三经》“轩辕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竹。有鸟焉，其状如枭而白首，其名曰黄鸟，其鸣自詨”。此处之黄鸟即是黄人，也就是黄种人。轩辕之山，按《山海图》复原图，轩辕之山就在新疆。
再如《海外西经》：“[次/鸟](ci)鸟、[詹鸟](zhān)鸟，其色青黄，所经国亡。在女祭北。[次/鸟]鸟人面，居山上。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集。”此处之“[次/鸟](ci)鸟、[詹鸟](zhān)鸟”，即支那（蚩尤族，主要指中国南方人）与藏人，而维鸟就是维人，即维吾尔人。经文作者对此亦有疑惑，“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集”，表明另有说法是，维族人是羌人和黄人混血。
又如《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此处之黄鸟也是“黄龙”“黄人”的意思。而此处之巫山，按《山海图》复原图和《大荒经》复原图，已到了地中海、埃及一带。”“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玄”，粤语与“炎”、“殷”音近，所以玄蛇就是炎人或印人、殷人。意思是说“黄人在巫山，管理炎人或印人、殷人”。“黄人”（黄龙）后又被埃及人音译称为法老，最后被西方英译为raoh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的“黄鸟”或“互人”。互人、黄鸟、黄龙、法老实为一音，同音互译而已。
黄鸟为什么到了埃及呢？《海内经》说了，“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qi)，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上面已经谈到，互人就是“法老”，二者上古同音互译。《海内经》此句后更是出现了金字塔（金之山），可见埃及之法老源出于炎帝之孙灵恝。因灵恝（拉甲）是黄鸟，故埃及人音译为“互人”。后又译为法老。由此可见古埃及的人、日、拉、鸟、老五字同音，均读“拉”。
灵恝法老既是炎帝之孙族，自然也是炎帝氏，而据中国古史，炎帝又号“大庭氏”，所以法老又是大庭氏。大庭的意思就是大房子，所以法老也就有了“大房子”的意思。在西方翻译的一些古埃及读物中，很多地方都错误地将“法老”译为“房屋”。
一是一里到底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山海经》中名山大川的记述都以“里”为单位，要破译《山海图》就必须搞清楚一里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我们现在的一里等于500米。但在上古，一里也等于500米吗？按《春秋.谷梁传》：“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就是说，古时以三百步为一里，方圆一里为九百亩，每一百亩划分为井字形状的九块田，称之为井田。从中可以看出，一里等于三百步。然而一步又等于多少米呢？
请看汉儒的《大戴礼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又说：“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大戴礼记》指出了汉以前是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的。周时采用的是八进制，如高度一仞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大戴礼记.王言》：舒肘知寻。《小尔雅》：寻，舒两肱也。古尺较今尺为短，一寻八尺。长度一寻等于八尺，一尺等于8寸。一步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到了西汉时采用的是十进制。据考古实证，周代的一尺等于0.231米。这是无疑义的。
据上可知，周代一步等于0.231*8=1.848米。周代一里也就是：300*8*0.231米=554.4米；汉代一步等于周代的六尺四寸，则汉时一步等于0.231*6 0.0231*4米，即等于1.4784米，一里等于443.52米。
有的人可能会问，我们现在人的一步充其量能走0.5米吧，古时的人一步怎么会有1.848米？其实我们现在的一步，古时叫跬，《小尔雅》云：“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又《荀子.劝学》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跬和步是两个概念。并且这个跬、步只是相对于行走时的步伐而言，是不用于测距工作的。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古人不会笨到一步一步地用脚步这一概念来测量的。古人在实际测量工作中，采用的是一种叫步弓的测量工具，步弓两端的距离就是1.848米，大约为当时人的一般身高。量一次就叫一步，满300步就叫一里。
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都是以人体的一定比例来度量的，《说文解字》就指出：“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步，就是身高，这个身高是由国家统一规范了的，周代为1.848米。
那么《五藏山经》是以一步等于1.848米，一里等于554.4米计算呢？还是以汉代的一里等于443.52米来计算呢？
都不能。
事实上《五藏山经》已经给后人留下了破译密码，只是后人没有留意而已。据《山海经.西次三经》：“峚(mi)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请注意，此段经文前面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经文“峚(mi)山”后面叙述钟山时又说“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可见后面的420里和前面的460里是相等的。这一后一前的“里”，尺度是不同的，其比例关系为：1.0952倍(460/420)。
据考古结果，陶寺遗址尺为0.25米（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商尺为0.1695米，周、秦尺为0.231米，汉尺为0.232至0.236米。在这些尺度中，满足1.0952倍关系的只有陶寺尺和周尺。陶寺尺/周尺=0.25/0.231=1.08225倍。1.08225倍关系与1.0952倍关系大体接近，均为1.1倍。
这么说来，《五藏山经》是周时成文？不是，因为《山海经》最初本是图画书，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没有文字的连环画，即古时所谓的图书。《山海经》经文到处是对图画的描摹，这种“以图表音、以音释义”的写作手法绝非周代文字大备时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五藏山经》“峚山”至“钟山”里程的叙述，其比例大体符合陶寺尺和周尺的比例关系？这最大的可能是周人有补注。也就是说，《五藏山经》系统成文大体在陶寺时期，即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这一句是周人或者是周人的祖族补注的。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的古尺，其长度为25厘米。如果据此陶寺尺计算，《山海经》一里正好等于600米，比今尺大多了。
问题是，我们能以陶寺尺为标准测算《山海经》里程吗？
完全能！其原因，一是因为帝尧、帝舜和大禹时期，曾经统一过度量衡，据《尚书》载，（尧帝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可见尧帝时曾统一律度量衡的，上古之步和里是有统一规范的。二是从考古发现来看，19世纪50年代于山西襄汾县出土了陶寺遗址，其考古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帝尧至大禹就在此时期内。帝尧、帝舜及大禹曾统一过度量衡，陶寺遗址是否帝尧都城无关紧要，只要陶寺之尺在尧舜禹度量衡统一规范之内就行了。三是中国古史记载禹命伯益著《山海经》，这个禹时期与陶寺遗址历史年代接近。
所以，《山海经》一里等于600米是比较靠谱的。退一步来说，我们以“峚山”一节所隐含的比例关系来算，周尺的1.0952倍，则《山海经》成文时的尺为0.25299米。一里等于607.176米。
需要说明的是，《五藏山经》无论是一里600米，还是一里607.176米，是不会影响《五藏山经》涵盖亚洲和北非的事实的。
我们以周尺和陶寺遗址发现的尺来计算峚山至钟山之间的距离如下：420x607.18=255015.6米（陶寺尺），460x554.4=255024米（周尺），二者相差8.4米，510多里相差8.4米，较之于方圆几十里的名山，其误差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五藏山经》一里必等于607.18米或600米！
有了《山海经》，现在又有了古尺，我们就可以丈量天下了。
问题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他们是如何量得上古图书中的尺寸，并予以修正的呢？
这个问题，晋代大学者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到的资料可以解释。据《博物志》记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张华是晋代最博学的学者，他肯定是看到了常人没看到的资料。《博物志》的记载表明，帝尧之时，在河、洛一带发现玉版，上面铭刻了天、地的形状，又发现金色璧玉，上面有文字，记载了天地形成时的情况。天地的形状是什么？就是天官图和山海图。天官图就是天象图或星象图，山海图就是地图资料。金璧之瑞，说白了就是尧以前的远古历史资料。这是帝尧发现的尧以前的天文、地理、历史的珍贵记录。与刻画天地形状的玉版同时发现的，还有方尺，这就是尧破解远古地图的重要工具！有了地图历史资料，又有方尺，尧破译远古地图也就完全可能。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所以上古前贤一定也是像尧一样，有前代的玉版、方尺，有天地之图，有的甚至有图书（不一定仅是地图），所以他们就能图画天下，整理山海了。
二是要明白音译词、通假字在上古的突出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谈到，现再补充几点。上古音译词、通假字之所以突出，一是由于民族迁徙的频繁、民族交往音译的结果。上古民族间的交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广泛深刻得多。从《山海经》来看，民族间的交往贯通了东亚和西亚，战争沟通了印度洋和北冰洋，乃至亚洲和非洲，这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像，可以说，从周代以来到清末，除了元代，民族间的交往没有超过上古的。二是在上古文字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因表达的需要，不得不借用同音的字表达不同的意思，因而同音通假、音译词现象非常突出。三是语言本身也有一个变迁的发展过程。同一字词，在不同的时代读音有差别；同一字，同一时代不同的民族间读音也有差别，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间也有差别。这是在破译《山海经》时要值得给予相当重视的。这些现象，在后文将逐渐展现出来。
三是要严格按《山海经》表述的方位复原《山海经》中的地理。
东就是正东，南就是正南，西就是正西，北就是正北。这一点必须严格，不能想当然地偏移。如果《山海经》说的是“东三百里”，复原时弄成东偏北10度三百里，这样九次下去，就会偏移到北方，结果就会南辕北辙。其它如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也要取45度角方向，取角不能时大时小，如果随意偏移角度，最终也会造成方位的混乱。再就是《山海经》中的路线一律取直线距离。地图上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而不是实际行走时的曲线距离。如果以曲线距离计程，同样的二个地点，因为行走路径的不同，其距离也就不同，如此就没有一定之规，也就无法成图。所以这一点也必须严格，不能随意曲裁。
四是要认识到民族迁徙过程中的地名复制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没有破解《山海经》，基本上都是中了《山海经》中大量的同名山川的迷魂阵。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天灾、由于战乱、由于政治等原因，各民族其实一直处于迁徒流动过程中。在这种流动过程中，先民们往往将故土的山川地名带入了新的定居点，从而形成了《山海经》中大量同名的大山、大河。犹如今天各地的北京路、南京路、上海路一样。名字虽然一样，然其所指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张冠李戴，误认不同的山、水为同一山、水，从而身陷其中，搞得晕头转向，辨不清方位。
很多学者在研究《山海经》过程中常被大量泾水、渭水、赤水、英水、河水、黑水、岳山、衡山等弄得晕头转向，如赤水共出现十四次以上，《南次二经》、《西山经》、《西次二经》均有赤水；《海外南经》、《海内西经》也出现了赤水；甚至《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中也出现了赤水。再如“河”竟然出现73次以上，《西次二经》、《西次三经》、《西次四经》，《北山经》、《北次二经》，《中山经》首经、《中次二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大荒北经》，均出现了河，可谓无远弗届。上古的河是现在的黄河吗？它发源于哪，流经哪，于哪入海？可以说自史迁以来的研究者都犯了一个错误，误认为《山海经》中的“河”就是现在的黄河！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山海经》中的“河”，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是先民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复制的结果！《山海经》中的河并非都是现在的黄河，“河”作为黄河的特指，只是后世的事。还有很多山川，其位置也并非现在的位置。如太行山与王屋山，迄今为止，很多研究者都指认其为现在的山西的太行山与王屋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山海经》中的太行山与王屋山远在新疆和外蒙！对此，后面将有论述。凡此地名复制现象，在《山海经》中数不胜数。关于这点，在以后的复原《山海图》的过程中将得到证实。
如果认识不到这点，破译《山海图》是不可能的。很多学者正是基于《山海经》山川名称的“纷乱”，认为《山海经》错舛多于真实，不可能也不必厘清各经路线；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将上古史套进《禹贡》九州的范畴，削足适履，岡顾史实，硬是将古时的一步定义为现在的脚步之步，从而将宏大的上古史发生地域，圈定在以今华北为主的九州之内。其实《山海经》所表述的地理历史比我们预想的要宏大得多。在上古，华北平原曾经是沼泽，甚至是在汪洋大海中，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后面你将看到，《山海图》复原图超出任何人的想像，足以震惊世界！
五是要注意用粤语解读《山海经》。
可能有人注意到，前面在解释图案代表的语音时用的是粤语解读。为什么要用粤语来解读？因为据中国史籍记载，《山海经》是大禹命伯益所著。大禹和伯益是谁？大禹和伯益实为夜郎人！而且夏禹实为彝人中的黑彝一族。
夜郎不是西汉才有的吗？绝对不是！因为在《山海经》时代早就有了夜郎族。据《山海经》，夜郎在中国的出现，至少比西汉早2200多年！在大禹以前的《山海经》时代，夜郎叫[犭也](yi)狼，是为《五藏山经》蛇山的【犭也】(yi)狼一族，这是中国关于夜郎的最早记载。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就在今云贵高原贵州和重庆交界处。也就是说，大禹是中国南方人。此为一。
又据《大荒北经》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此外《海内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而弄明又恰恰是骆明之音译。两相印证，可见骆明就是弄明，均出于黄帝一族。弄明(骆明）生有二子，一为白犬，是为犬戎；一为白马，是为鲧族。而鲧是大禹之父族，鲧与犬戎又是兄弟族，所以大禹一族也必与犬戎族紧密相关。此为二。
又据中国古史载，大禹姓姒戎，名文命。而姒戎的读音就是夜郎。犬戎的粤语读音也是夜郎。实际上【犭也】(yi)狼、姒戎、夜郎、伊兰、伊朗都是一个民族，字面不同是由于不同时代音译的结果。此为三。
另外根据复原后的《山海图》，《五藏山经》蛇山的【犭也】(yi)狼一族就在今贵州遵义一带。而现在此地邻近凉山彝族自治州，遵义西边就有彝良县。彝良之名就来源于《山海经》中的【犭也】(yi)狼。而据《海内南经》复原图，《海内南经》中的黑蛇（前面已说了，黑蛇就是黑彝，就是夏禹，三者同音互译）即夏禹也在此一带。所以大禹必然是贵州、重庆一带的黑彝。此为四。
又据《彝族源流》一书所载，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理上比较闭塞的民族。但《彝族源流》竟然保留着夜郎历史的记载，《彝族源流》说夜郎的远祖叫武米，夜郎延续了二千多年。从大禹的名字看，大禹也叫文命，而文命的粤语音读恰恰与“武米”的粤语音读相同。从大禹到西汉夜郎消失，也延续了二千多年。可见《彝族源流》中的夜郎之武米就是大禹！此为五。
基于这五个原因，你对大禹是夜郎人还会怀疑吗？
伯益呢？伯益实为白犬之粤语音译，也就是白彝。伯益和大禹实际上是兄弟族的关系，事实上白彝、黑彝正是兄弟族。
既然大禹是夜郎人，伯益又是其兄弟族，夜郎最初又在中国贵州一带，大禹又是夏朝之源，《山海经》又是伯益（白彝）所著，白彝又在贵州东南，解读《山海经》自然也要用白彝所在地的语音解读。
与贵州东南相邻的是湖南和两广。
那么解读《山海经》自然要用湖南和两广一带的语音解读了。
本来用彝族语言解读是上上之选，但现在彝文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懂彝文的人也不多，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湖南和两广的语音解读。
那前面为什么是以粤语解读为主？因为从中国历史看，自周秦以降的中国南方，湖南开发得比两广早，民族间的交流也比两广频繁，而广东、广西因开发得比较晚，为边远地区，方言的纯洁性要比湖南保持得好。孔子说：“失礼而求诸野。”语言也同样如此。正是因为两广和北方交流融合少，受北方语言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粤语的纯洁性才得以保持。在中国南方语言中，粤语其实是上古语言保留得最好的。因此，解读《山海经》主要要用粤语解读，
但大禹之《山海图》毕竟太大了，它囊括了整个亚洲，甚至包括了北非一部分和美洲的阿拉斯加，纯粹以粤语解读未免失之偏颇，因此有时也得参考其它方言。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六是要认识到《山海经》中一些词语，其意义并非我们现在的语义。
《山海经》中的一些词，其义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如“生”，上古指“后裔”，可以是父子关系，也可以是族属关系。远隔几百年也可以称某某生某某。而且“生”字，还很可能是“封”的通假字。如：《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如果你当黄帝生子骆明，骆明生子白马，白马就是鲧，鲧是黄帝的孙子，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黄帝是5000年前的人。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说：“黄帝至禹，于世三十。”“世”，其义有二，一是指一代，为三十年，所谓世代之世，即是一代。三十年的来历是因为上古男人三十而婚（《大戴礼记》：“上古男子三十而婚。”），故三十年就有一代人，为一世。另一义，“世”，是古时计年的单位，一世即一百年，相当于英语中的century。如“世纪”中的世，就指一百年。如果按一世30年计，黄帝至大禹为900年。据史册记载推算，大禹是前2100年左右的人，则黄帝当为前3000年左右的人，这与中国相传的五千年文明是相吻合的。如果按一世100年计，则黄帝至禹有3000年，那么黄帝就是公元前5000年的人，也就是说，黄帝是7000多年前的人。到底一世是30年还是一百年，据《山海经》描述的黄帝时的地理和气候，黄帝大战蚩尤时，命令南极的应龙助战，可见那时南极尚未完全冰冻，还适宜人类居住。据此，黄帝至少是7000年前的人！所以一世至少应该为一百年。
如果“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之”生“当“生育”讲，则《海内经》所说的黄帝至禹充其量只有100年，如此则黄帝为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人，距《古本竹书纪所》所说的三十世相距太远，也与我们的认识相差太远。所以此处之“生”绝非“生育”或“生子”之义。黄帝、骆明、白马、鲧，绝不是三代父子相传的传承关系。他们之间体现的是族属关系！表明的是族源。例如我们现在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难道就是说我们是炎帝和黄帝的儿子孙子吗？显然不是。所以《山海经》中的“生”体现的也只是族属关系，不一定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另外《山海经》中的“生”，有时又是“封”的意思，即分封诸侯国之“封”。疑“生”亦为“封”之通假字。中国史传黄帝有二十五子，皆有封国。后世周代的分封制度不应该是无缘之水，其渊源应该在黄帝。
再如“鸟”，《山海经》中一些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鸟，而是“人”的意思。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音庞杂，“人”、“日”、“牛”、“狼”、“龙”、“鹿”、“鹰”、“鸟”、“鱼”的民族语音都与该民族“人”的发音相同，这些语音在现在一些地方仍能找到对应的发音。如广州话“人”、“日”同音，读jan;客家话、鄂东南“人”、“日”也同音，读闽南话“人”、“狼”同音；“上海话“人”、“日”同音，读“神”。所以在以图表音的时代，由于民族语音的不同，“日”、“牛”、“狼”、“龙”、“鹿”、“鹰”、“雕”、“鸟”、“鱼”，实际上是“人”的图画表音。
归纳起来，上古“人”字主要有四种读音，一读la,如狼、鸟、龙、日、鹿、人同音互译；二读ji,如蛇、鱼、人同音互译；三读jing,如鹰、人同音互译；四读jan，如羊、人、阳同音互译。在《山海经》中，毕方鸟，即毕方人，亦即并封人；《中次五经》蛇山之[犭也](yi)狼，即是彝人，也就是所谓的夜郎、伊朗。鸱(chi)鸟即蚩尤族（支那）的音译，此为上古西亚人对亚洲南部民族的称呼，后来被音译成所谓的支那。再如《山海经》中的驾鸟、詹鸟，即上古西方对中国北方人的称呼，和青鸟（羌人）一样，后来被音译为china。鸾鸟即岭人或南人，五彩鸟也是上古某族人的称呼。
再如“日”，现在读re,上古读la,古今发音略有变化。如古埃及壁画上的象形文，人名前往往画一个太阳。太阳就是日，读la,所以埃及法老就叫拉某某。
这些代表人的可形象化的事物（主要指太阳和动植物）实际上是文字未出现前的图画表音，也就是图画文字，为文字的初始阶段。
下面重点谈“鸟”。
《山海经》中的黄鸟，即是黄人的意思。《西次三经》“轩辕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竹。有鸟焉，其状如枭而白首，其名曰黄鸟，其鸣自詨”。此处之黄鸟即是黄人，也就是黄种人。轩辕之山，按《山海图》复原图，轩辕之山就在新疆。
再如《海外西经》：“[次/鸟](ci)鸟、[詹鸟](zhān)鸟，其色青黄，所经国亡。在女祭北。[次/鸟]鸟人面，居山上。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集。”此处之“[次/鸟](ci)鸟、[詹鸟](zhān)鸟”，即支那（蚩尤族，主要指中国南方人）与藏人，而维鸟就是维人，即维吾尔人。经文作者对此亦有疑惑，“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集”，表明另有说法是，维族人是羌人和黄人混血。
又如《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此处之黄鸟也是“黄龙”“黄人”的意思。而此处之巫山，按《山海图》复原图和《大荒经》复原图，已到了地中海、埃及一带。”“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玄”，粤语与“炎”、“殷”音近，所以玄蛇就是炎人或印人、殷人。意思是说“黄人在巫山，管理炎人或印人、殷人”。“黄人”（黄龙）后又被埃及人音译称为法老，最后被西方英译为raoh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的“黄鸟”或“互人”。互人、黄鸟、黄龙、法老实为一音，同音互译而已。
黄鸟为什么到了埃及呢？《海内经》说了，“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qi)，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上面已经谈到，互人就是“法老”，二者上古同音互译。《海内经》此句后更是出现了金字塔（金之山），可见埃及之法老源出于炎帝之孙灵恝。因灵恝（拉甲）是黄鸟，故埃及人音译为“互人”。后又译为法老。由此可见古埃及的人、日、拉、鸟、老五字同音，均读“拉”。
灵恝法老既是炎帝之孙族，自然也是炎帝氏，而据中国古史，炎帝又号“大庭氏”，所以法老又是大庭氏。大庭的意思就是大房子，所以法老也就有了“大房子”的意思。在西方翻译的一些古埃及读物中，很多地方都错误地将“法老”译为“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