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周之九鼎其实也不可能被运到山东泗水一带！
那么，唯一的结论是：周九鼎仍在洛邑！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周朝灭亡后秦国未能在洛邑发现九鼎？
很可能被东周君就地处理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不知道。或许是就地掩埋，或许是投入了洛河或涧河中。疑在涧水的可能性大。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载:“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知郏鄏为成王定鼎之地，其地就在今洛阳市内，中有郏水，即今洛阳之涧水。涧水应为郏水之音译。而且涧与泗字形近，真相可能是九鼎没于涧水，后人传抄过程中误为泗水。或许是东周公预料周朝必将灭亡，为不让九鼎落入敌手，于是决定就地处理，但无论是就地掩埋还是焚毁，都是项大工程，掩埋要挖土方，还要搬运，费时费力。焚毁也不容易，要融化这至少九十万斤的大家伙，得多少燃料？得多高的温度？融化后的青铜块也是件巨无霸，秦国人不可能发现不了这些痕迹，而这些在史书上竟然没一点记录。可能吗？相比较而言，就地推入涧水，倒不失为一个最简单便捷的方法。因此，周鼎沦于涧水，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即便是东周公将九鼎推入涧水，也要一支庞大的队伍，要完全保密，是绝不可能的。后人将九鼎沦于涧水记录在案，可那时没有印刷术，全靠手工抄写，抄来抄去，涧水就误抄为泗水。这或许就是司马迁《史记》言秦始皇求鼎于泗水信息的由来。
分析至此，周鼎在哪里或许有了答案。真相如何，有待考古发掘。
如果周鼎真的沉没于涧水，是否就能确定此九鼎就是大禹之九鼎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周鼎是商鼎，这是确凿无疑的。史有明载，且周灭商，迁九鼎到洛阳时，曾公开展出商九鼎。
那么商九鼎就是大禹九鼎吗？
绝对不是。
为什么？
我们知道，“禹居阳城”（《古本竹书纪年》）。大禹曾和益共同治理洪水，大禹之后，“传”位于益。“后”是夏代帝王的称呼。益当了帝王，自然称后益，
但禹的儿子启不认帐，不称益为“后”而称其为“伯”。“伯”非“公、侯、伯、子、男”之“伯”，这五个爵位是西周才有的事。“伯”为五官之长。《礼记》：“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可见“伯”为当时的职位名称，为五官之长，相当于后来的相。大禹死后，传位伯益，故为“后益”。所以益、伯益实际上是同一人。
按《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大禹死后，将天下托付给益，启守丧三年后，益又将帝位禅让给启，自已僻居箕山之阳。“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但《古本竹书纪年》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益干启位，启杀之。”
说益干涉启即位称帝，启杀了他。
到底启是怎样获得天下的，益和启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一点留到以后再说。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阳城在哪里。
从上可知，自禹之后，定都阳城的有二个帝王，这就是大禹、益。《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可见启在益称帝后自已也称帝，他的都城当然不在益所在的阳城。天无二日，国无二帝，启称帝自然引起后益的不满，于是“益干启位”，启就杀了益。司马迁的记载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有矛盾。《史记.夏本纪》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到底哪一个符合史实呢，中国史籍中没有答案。
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和《史记》“五子之歌”提供了一条线索。据《尚书》及《史记》“五子之歌”记载，夏后启死了以后，他儿子太康即位，帝太康丢了国家，兄弟五人，游于洛汭，写下了《五子之歌》。“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记》及《尚书》的记载有点莫名其妙。太康怎么丢了国家？失国这样的大事竟然一笔带过！？太康兄弟五人为什么又滞留洛汭？《五子之歌》又是一首什么歌值得笔之于史？
其实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大禹后族。他们各自立国，最后却丢了国家，兄弟五人与母亲被迫流亡阿富汗十二年，在流亡过程中创作了《五子之歌》以示警。《五子之歌》实则为亡国之歌！
逃亡十二年后，第十三年，兄弟五人开始复国，与伯益后族展开了一场大战！双方的盟国有九个之多，大战的结果，双方最后几乎同归于尽，只剩下10个人生还，剩下的只有老弱病残与妇女！历史一下子被打到了所谓的母系氏族社会！最后夏后启在一片废墟中复国了！
这段惨痛的历史，祖先不愿意提及，司马迁也不知道真相。时间抹平了一切，历史几乎被后人彻底遗忘！
所幸有印度的《摩诃婆罗多》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摩诃婆罗多》记录的是一个五兄弟与老母流亡十二年，最后复国的故事。
主要内容与《五子之歌》惊人地一致！但《摩诃婆罗多》更详细！
在《摩诃婆罗多》中，奇武王死后，儿子坚战尚小，族弟持国把持朝政，称为持国王。而持国王是一个瞎子，般度族的坚战长大后，俱卢族的持国王不愿还政坚战，而想让自已的儿子难敌继承王位。坚战有大批支持者，建立了自已的国家，并举行了马祭称帝。后在与持国王的儿子难敌的赌博游戏中，坚战输掉了自已的国家，连老婆也差点输掉了。按照赌规，兄弟五人及老母被迫流亡十二年。在流亡过程中，难敌几次设计陷害坚战，火烧紫胶宫，坚战得到情报，从地道中逃走了；在流亡过程中，兄弟暗中积蓄力量，终于在第十三年与难敌展开俱卢之野大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80万，最后只剩下十个人生还，几乎同归于尽。满目疮痍中，坚战最后称帝，此后五兄弟心灰意冷，在传位给弟弟阿周那的儿子继绝后，五兄弟遁世，出走大雪山，最后死于途中。
这个故事与夏后启和益，以及太康兄弟的故事惊人地一致！
这说明夏后启、后益的《五子之歌》所反映的历史与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的主要情节所指是同一件事！《五子之歌》是《摩诃婆罗多》主要情节的简化版！《摩诃婆罗多》反映的也是上古历史。只不过《摩诃婆罗多》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全部历史揉合到了一代人-----坚战的身上。这就是《五子之歌》与《摩诃婆罗多》的最大区别。
同时据《摩诃婆罗多》记载，坚战在位三十六年，后传位于继绝。而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是：“益干启位，启杀之。……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古本竹书纪年》或许将司马迁所说的“居丧三年”也算在内，减掉这三年，正好是《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坚战在位年数36年。所以《摩诃婆罗多》中的坚战主要地近似于中国古史中的夏后启事迹。
《摩诃婆罗多》记载的坚战五兄弟揉合了中国史册记载的帝舜、大禹、夏后启及太康兄弟的事迹，它是一个复合体。我们不应将坚战框定为舜帝、大禹、夏后启或太康中的任何一个，虽然事迹以夏后启为主，但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整体，即般度族。而持国、难敌则是俱卢族。掌握了这二点就行了。
般度族在哪？般度族即bod。其实这二者就是巴蜀的音译。蜀在上古与“竹”同音。在南方有的方言中，蜀、竹、度是同音字。般、巴同音。所以般度族就是后世的巴蜀。同时bod,音同宝敦，宝敦就是现在发掘的宝墩文化一带所在地。宝墩，就是般度、bod、巴蜀的音译词。
而持国一族的俱卢族，就是《山海经》中的臷国。俱卢族的持国也是臷国的音译词，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据《山海图》和《海经方国》复原图，俱卢族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倚帝山的狙(qu)如族。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在今贵州东南部。
根据《摩诃婆罗多》，夏后启（坚战、后照）属般度族，也就是巴蜀族。所以夏后启失国应是逃到了四川宝墩一带！并在宝墩积蓄力量十二年，最后联合其它国家与伯益及其盟国展开了上古世界大战。最终夏后启战胜伯益称帝。由此可见，伯益所在的贵州应该就是大禹的都城所在。俱卢之野大战后，夏后启又派兵征服了四方。据《山海经》，夏后启到达了两河流域、兴都库什山脉，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大运山舞九代。由这一点可以肯定，大禹和夏后启实际上统治了整个亚洲包括北非！
据此分析，大禹的都城要么在绵阳，要么在贵阳！
另外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持国的都城在象城。象城在哪？象，湘也。俱卢族的持国为伯益一族，即《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倚帝山之狙如族。其中心地域也在贵州东南，与湘接壤。倚帝与益帝（益称帝，是为益帝），俱卢与狙如，象与湘，其实都是同音互译词。所以《摩诃婆罗多》中的象城必然在贵州东部和湘西一带。
另外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此节经文中的“蛇”实读粤语的ji。证据？《海外南经》明确说了：“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意思是自南山以东，那里的人称虫为蛇，却把蛇叫作鱼。也就是说上古蛇、鱼是同音字。现在粤语“蛇”也读yi,是可为证。所以上古蛇、鱼、彝其实都是同音字。
《海内南经》“其为蛇青、黄、赤、黑”说的是上古彝人有四支，分别为青彝、黄彝、赤彝、黑彝。黑彝，也要读粤语的haakji,而“夏禹”之粤语恰与此同音。所以，夏禹实为黑彝，黑彝就是夏禹，夏代之所以“尚黑”，原因就在于此。据《山海图》复原图和《海经》复原图，黑彝（黑蛇、夏禹）就在今天的贵州！
《海内南经》的“巴蛇食象”，说的就是逃到川西的夏启成为巴人吞并了象城（湘），这就是《摩诃婆罗多》说的“俱卢之野”大战。俱卢之野就是狙如之野，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就在现在的贵州东南和湖南一带。
我们知道，国都和九鼎是在一块的。夏后启战胜伯益后自然得到了大禹九鼎。此时的夏后启必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迁都，要么迁鼎。夏后启是怎么做的呢？据《博物志》卷九记载：“昔夏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所以，夏后启肯定是是迁伯益九鼎了。
问题是夏后启能迁多远。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周灭商时，在平原地带迁商鼎时才迁了不到35公里。
伯益在贵州东南，那可是高原山区。夏后启又能迁多远，所以夏后启即使是迁鼎，也必然就在倚帝山附近。而且他很可能像周初那样，另营新都。
这个新都可能就是斟寻。
据古本《竹书纪年》：“桀居斟寻。”可见到夏朝末年，夏桀是居斟寻的。斟寻在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挖遍了华北，就是不见夏朝踪影。其实，夏朝起源于中国南方。斟寻，源于帝喾之子仲熊所封国。仲熊、斟寻与《山海经》中的张宏、穿胸实为一国，上古粤语实属同音互译词。
据《海外南经》，穿胸在臷国的东面，而臷国在贵州一带，所以，仲熊、张宏、斟寻、穿胸其实就在今天的云贵以东，即湖南、江西、两广一带，而且夏代的斟寻很可能在湖南与两广之间！
这可真是大跌眼镜！
真的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穆天子传》说周穆王：“东游於黄泽，宿于曲洛。……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于启室，天子筮猎华泽，其卦遇讼……乃宿于黄竹。天子梦羿射于涂山，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黄。斋。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实干。乃次于洹水之阳。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
从《穆天子传》的这段记载来看，夏后启却是居于南郑附近啊？这怎么解释。南郑在哪，一可能是现在陕西南郑，二是可能是四川南充，三可能是四川阗中。其实《穆天子传》中的“夏后启之所居”是夏后启复国前的“所居”，不是复国后的国都所在。复国后夏之都城就在斟寻，即黔东南--湘西--江西一带。
这才是真正的夏朝国都所在！历史学界和考古界整个找错了方向。
俱卢之野大战是夏后启复国的转折点，这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俱卢之野，在《山海经》中就是“狙(qu)如”之野。其地就在《中次十一经》倚帝山一带。《中次十一经》载：“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兽焉，状如鼣(féi)鼠，白耳白喙，名曰狙(qu)如，见则其国有大兵。”倚帝，就是益帝（即益）的音译；这里的“白耳”，粤语就是伯益，实为伯益的图画表音；狙(qu)如也是俱卢的音译，“见则其国有大兵”，表明了这里曾经是大战的地方。这里就是夏后启复国的主战场。
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有18个国家，共180万兵力参战，战争蔓延到了西亚黑海一带，双方使用了很多神秘的武器，最后同归于尽。这完全是一场4000多年前的世界大战！
俱卢之野大战，亚洲几乎被毁灭，只剩下寡妇和老弱病残！幸存下来的人流传下了这段历史。在中国，散见于历史典籍中，在印度，则被汇编成了《摩诃婆罗多》。
这场大战几乎将人类打到了石器时代！文明从此倒退！
从《山海经》和《摩诃婆罗多》可知，大禹时文明的中心并不在中原，“禹居阳城”，阳城要么是贵阳，要么是绵阳，总之在大西南和中国南方！大禹九鼎也应在大西南和中国南方找。无论如何，阳城绝对不会在历史学家所谓的山西，堪寻也绝不会在山东。
真相如何，有待考古发掘。
既然现在找不到大禹九鼎，《山海图》的复原还得依靠破译。
那么，唯一的结论是：周九鼎仍在洛邑！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周朝灭亡后秦国未能在洛邑发现九鼎？
很可能被东周君就地处理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不知道。或许是就地掩埋，或许是投入了洛河或涧河中。疑在涧水的可能性大。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载:“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知郏鄏为成王定鼎之地，其地就在今洛阳市内，中有郏水，即今洛阳之涧水。涧水应为郏水之音译。而且涧与泗字形近，真相可能是九鼎没于涧水，后人传抄过程中误为泗水。或许是东周公预料周朝必将灭亡，为不让九鼎落入敌手，于是决定就地处理，但无论是就地掩埋还是焚毁，都是项大工程，掩埋要挖土方，还要搬运，费时费力。焚毁也不容易，要融化这至少九十万斤的大家伙，得多少燃料？得多高的温度？融化后的青铜块也是件巨无霸，秦国人不可能发现不了这些痕迹，而这些在史书上竟然没一点记录。可能吗？相比较而言，就地推入涧水，倒不失为一个最简单便捷的方法。因此，周鼎沦于涧水，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即便是东周公将九鼎推入涧水，也要一支庞大的队伍，要完全保密，是绝不可能的。后人将九鼎沦于涧水记录在案，可那时没有印刷术，全靠手工抄写，抄来抄去，涧水就误抄为泗水。这或许就是司马迁《史记》言秦始皇求鼎于泗水信息的由来。
分析至此，周鼎在哪里或许有了答案。真相如何，有待考古发掘。
如果周鼎真的沉没于涧水，是否就能确定此九鼎就是大禹之九鼎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周鼎是商鼎，这是确凿无疑的。史有明载，且周灭商，迁九鼎到洛阳时，曾公开展出商九鼎。
那么商九鼎就是大禹九鼎吗？
绝对不是。
为什么？
我们知道，“禹居阳城”（《古本竹书纪年》）。大禹曾和益共同治理洪水，大禹之后，“传”位于益。“后”是夏代帝王的称呼。益当了帝王，自然称后益，
但禹的儿子启不认帐，不称益为“后”而称其为“伯”。“伯”非“公、侯、伯、子、男”之“伯”，这五个爵位是西周才有的事。“伯”为五官之长。《礼记》：“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可见“伯”为当时的职位名称，为五官之长，相当于后来的相。大禹死后，传位伯益，故为“后益”。所以益、伯益实际上是同一人。
按《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大禹死后，将天下托付给益，启守丧三年后，益又将帝位禅让给启，自已僻居箕山之阳。“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但《古本竹书纪年》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益干启位，启杀之。”
说益干涉启即位称帝，启杀了他。
到底启是怎样获得天下的，益和启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一点留到以后再说。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阳城在哪里。
从上可知，自禹之后，定都阳城的有二个帝王，这就是大禹、益。《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可见启在益称帝后自已也称帝，他的都城当然不在益所在的阳城。天无二日，国无二帝，启称帝自然引起后益的不满，于是“益干启位”，启就杀了益。司马迁的记载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有矛盾。《史记.夏本纪》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到底哪一个符合史实呢，中国史籍中没有答案。
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和《史记》“五子之歌”提供了一条线索。据《尚书》及《史记》“五子之歌”记载，夏后启死了以后，他儿子太康即位，帝太康丢了国家，兄弟五人，游于洛汭，写下了《五子之歌》。“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记》及《尚书》的记载有点莫名其妙。太康怎么丢了国家？失国这样的大事竟然一笔带过！？太康兄弟五人为什么又滞留洛汭？《五子之歌》又是一首什么歌值得笔之于史？
其实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大禹后族。他们各自立国，最后却丢了国家，兄弟五人与母亲被迫流亡阿富汗十二年，在流亡过程中创作了《五子之歌》以示警。《五子之歌》实则为亡国之歌！
逃亡十二年后，第十三年，兄弟五人开始复国，与伯益后族展开了一场大战！双方的盟国有九个之多，大战的结果，双方最后几乎同归于尽，只剩下10个人生还，剩下的只有老弱病残与妇女！历史一下子被打到了所谓的母系氏族社会！最后夏后启在一片废墟中复国了！
这段惨痛的历史，祖先不愿意提及，司马迁也不知道真相。时间抹平了一切，历史几乎被后人彻底遗忘！
所幸有印度的《摩诃婆罗多》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摩诃婆罗多》记录的是一个五兄弟与老母流亡十二年，最后复国的故事。
主要内容与《五子之歌》惊人地一致！但《摩诃婆罗多》更详细！
在《摩诃婆罗多》中，奇武王死后，儿子坚战尚小，族弟持国把持朝政，称为持国王。而持国王是一个瞎子，般度族的坚战长大后，俱卢族的持国王不愿还政坚战，而想让自已的儿子难敌继承王位。坚战有大批支持者，建立了自已的国家，并举行了马祭称帝。后在与持国王的儿子难敌的赌博游戏中，坚战输掉了自已的国家，连老婆也差点输掉了。按照赌规，兄弟五人及老母被迫流亡十二年。在流亡过程中，难敌几次设计陷害坚战，火烧紫胶宫，坚战得到情报，从地道中逃走了；在流亡过程中，兄弟暗中积蓄力量，终于在第十三年与难敌展开俱卢之野大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80万，最后只剩下十个人生还，几乎同归于尽。满目疮痍中，坚战最后称帝，此后五兄弟心灰意冷，在传位给弟弟阿周那的儿子继绝后，五兄弟遁世，出走大雪山，最后死于途中。
这个故事与夏后启和益，以及太康兄弟的故事惊人地一致！
这说明夏后启、后益的《五子之歌》所反映的历史与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的主要情节所指是同一件事！《五子之歌》是《摩诃婆罗多》主要情节的简化版！《摩诃婆罗多》反映的也是上古历史。只不过《摩诃婆罗多》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全部历史揉合到了一代人-----坚战的身上。这就是《五子之歌》与《摩诃婆罗多》的最大区别。
同时据《摩诃婆罗多》记载，坚战在位三十六年，后传位于继绝。而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是：“益干启位，启杀之。……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古本竹书纪年》或许将司马迁所说的“居丧三年”也算在内，减掉这三年，正好是《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坚战在位年数36年。所以《摩诃婆罗多》中的坚战主要地近似于中国古史中的夏后启事迹。
《摩诃婆罗多》记载的坚战五兄弟揉合了中国史册记载的帝舜、大禹、夏后启及太康兄弟的事迹，它是一个复合体。我们不应将坚战框定为舜帝、大禹、夏后启或太康中的任何一个，虽然事迹以夏后启为主，但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整体，即般度族。而持国、难敌则是俱卢族。掌握了这二点就行了。
般度族在哪？般度族即bod。其实这二者就是巴蜀的音译。蜀在上古与“竹”同音。在南方有的方言中，蜀、竹、度是同音字。般、巴同音。所以般度族就是后世的巴蜀。同时bod,音同宝敦，宝敦就是现在发掘的宝墩文化一带所在地。宝墩，就是般度、bod、巴蜀的音译词。
而持国一族的俱卢族，就是《山海经》中的臷国。俱卢族的持国也是臷国的音译词，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据《山海图》和《海经方国》复原图，俱卢族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倚帝山的狙(qu)如族。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在今贵州东南部。
根据《摩诃婆罗多》，夏后启（坚战、后照）属般度族，也就是巴蜀族。所以夏后启失国应是逃到了四川宝墩一带！并在宝墩积蓄力量十二年，最后联合其它国家与伯益及其盟国展开了上古世界大战。最终夏后启战胜伯益称帝。由此可见，伯益所在的贵州应该就是大禹的都城所在。俱卢之野大战后，夏后启又派兵征服了四方。据《山海经》，夏后启到达了两河流域、兴都库什山脉，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大运山舞九代。由这一点可以肯定，大禹和夏后启实际上统治了整个亚洲包括北非！
据此分析，大禹的都城要么在绵阳，要么在贵阳！
另外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持国的都城在象城。象城在哪？象，湘也。俱卢族的持国为伯益一族，即《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倚帝山之狙如族。其中心地域也在贵州东南，与湘接壤。倚帝与益帝（益称帝，是为益帝），俱卢与狙如，象与湘，其实都是同音互译词。所以《摩诃婆罗多》中的象城必然在贵州东部和湘西一带。
另外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此节经文中的“蛇”实读粤语的ji。证据？《海外南经》明确说了：“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意思是自南山以东，那里的人称虫为蛇，却把蛇叫作鱼。也就是说上古蛇、鱼是同音字。现在粤语“蛇”也读yi,是可为证。所以上古蛇、鱼、彝其实都是同音字。
《海内南经》“其为蛇青、黄、赤、黑”说的是上古彝人有四支，分别为青彝、黄彝、赤彝、黑彝。黑彝，也要读粤语的haakji,而“夏禹”之粤语恰与此同音。所以，夏禹实为黑彝，黑彝就是夏禹，夏代之所以“尚黑”，原因就在于此。据《山海图》复原图和《海经》复原图，黑彝（黑蛇、夏禹）就在今天的贵州！
《海内南经》的“巴蛇食象”，说的就是逃到川西的夏启成为巴人吞并了象城（湘），这就是《摩诃婆罗多》说的“俱卢之野”大战。俱卢之野就是狙如之野，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就在现在的贵州东南和湖南一带。
我们知道，国都和九鼎是在一块的。夏后启战胜伯益后自然得到了大禹九鼎。此时的夏后启必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迁都，要么迁鼎。夏后启是怎么做的呢？据《博物志》卷九记载：“昔夏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所以，夏后启肯定是是迁伯益九鼎了。
问题是夏后启能迁多远。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周灭商时，在平原地带迁商鼎时才迁了不到35公里。
伯益在贵州东南，那可是高原山区。夏后启又能迁多远，所以夏后启即使是迁鼎，也必然就在倚帝山附近。而且他很可能像周初那样，另营新都。
这个新都可能就是斟寻。
据古本《竹书纪年》：“桀居斟寻。”可见到夏朝末年，夏桀是居斟寻的。斟寻在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挖遍了华北，就是不见夏朝踪影。其实，夏朝起源于中国南方。斟寻，源于帝喾之子仲熊所封国。仲熊、斟寻与《山海经》中的张宏、穿胸实为一国，上古粤语实属同音互译词。
据《海外南经》，穿胸在臷国的东面，而臷国在贵州一带，所以，仲熊、张宏、斟寻、穿胸其实就在今天的云贵以东，即湖南、江西、两广一带，而且夏代的斟寻很可能在湖南与两广之间！
这可真是大跌眼镜！
真的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穆天子传》说周穆王：“东游於黄泽，宿于曲洛。……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于启室，天子筮猎华泽，其卦遇讼……乃宿于黄竹。天子梦羿射于涂山，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黄。斋。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实干。乃次于洹水之阳。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
从《穆天子传》的这段记载来看，夏后启却是居于南郑附近啊？这怎么解释。南郑在哪，一可能是现在陕西南郑，二是可能是四川南充，三可能是四川阗中。其实《穆天子传》中的“夏后启之所居”是夏后启复国前的“所居”，不是复国后的国都所在。复国后夏之都城就在斟寻，即黔东南--湘西--江西一带。
这才是真正的夏朝国都所在！历史学界和考古界整个找错了方向。
俱卢之野大战是夏后启复国的转折点，这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俱卢之野，在《山海经》中就是“狙(qu)如”之野。其地就在《中次十一经》倚帝山一带。《中次十一经》载：“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兽焉，状如鼣(féi)鼠，白耳白喙，名曰狙(qu)如，见则其国有大兵。”倚帝，就是益帝（即益）的音译；这里的“白耳”，粤语就是伯益，实为伯益的图画表音；狙(qu)如也是俱卢的音译，“见则其国有大兵”，表明了这里曾经是大战的地方。这里就是夏后启复国的主战场。
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有18个国家，共180万兵力参战，战争蔓延到了西亚黑海一带，双方使用了很多神秘的武器，最后同归于尽。这完全是一场4000多年前的世界大战！
俱卢之野大战，亚洲几乎被毁灭，只剩下寡妇和老弱病残！幸存下来的人流传下了这段历史。在中国，散见于历史典籍中，在印度，则被汇编成了《摩诃婆罗多》。
这场大战几乎将人类打到了石器时代！文明从此倒退！
从《山海经》和《摩诃婆罗多》可知，大禹时文明的中心并不在中原，“禹居阳城”，阳城要么是贵阳，要么是绵阳，总之在大西南和中国南方！大禹九鼎也应在大西南和中国南方找。无论如何，阳城绝对不会在历史学家所谓的山西，堪寻也绝不会在山东。
真相如何，有待考古发掘。
既然现在找不到大禹九鼎，《山海图》的复原还得依靠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