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收秋以后，在种秋小麦之前，高家村也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那就是分土地，实行“包干到户”——单干。
旁的村还在联产到劳、到户，几家联合在一起的小集体时代，高家村却直接砍掉了一些需要实践的中间环节，直接一步到位。
说简单点，就是村民跟大队签订合约，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手里。大队的职权是针对同年中央制定的指标任务划分应缴纳的公粮和税款，对比旁的村寨按额定的任务追讨上缴；农民应履行的义务是每年按政府指标上缴钱粮。因为是合同制，农户承诺在丰收的年景对比旁的村主动多上交5%，欠收的年景，除政府指标必须上缴外，余下的是多是少，全凭自己谋划过活，绝不伸手向国家要一分一厘，一米一粟。
当然，这斩钉截铁，白纸黑字的宣言，也就意味着，以后，就是各家干各家的了，至于怎样在黄土地上刨开幸福的日子，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也思谋得太久了。他们是那样的摩拳擦掌，激情澎湃，意气风发，仿佛一个全新、富裕的乡村已经取代了贫穷、落后的高家村。这样美好的憧憬激励着年轻人们的心，年岁大的老婆老汉也被年轻人们鼓动着，兴奋着，他们似乎已经看到这样一个美丽的远景：家家高门大户，人人衣鲜亮丽。贫穷，不再是他们的代名词。
前川的高家村是靠近大马河川道通往县城的公路最近的村子，在亮眼处，他们的一切行为代表的都是国家的面子，形象工程必须要做得足，他们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从高加林家回来，高明楼就主动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听他们的心声。作为一位坚决拥护马列主义MZD思想的老GCD人，这点党性原则他始终不曾忘却。高家村的“大能人”，在某些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小事情上难免会犯点小错误。但是在关乎到国家、集体的大事件上，他还是拎得清的。
在这段时间里，他耐心聆听了村民们的意见，并做了一些具体分析和预判，再进行一些大的远景规划，这不是小事，必须万无一失，保证不出意外。一旦执行，旁的村庄可全盯着哩，容不得任何一点闪失啊！这责任，落到谁的头上，都担待不起，小则坐牢，大则生命当成儿戏。这不是他一个人承担得下来的。奈何村民实在太过热情，全体联名，不会把书记置身于危险境地。
当然，在签名的时候他还是玩了点小心思，他让那些迫不及待的，热情的人把名签在前面。最后，才故意歪歪扭扭写上高明楼三个字，用意不言而喻，万一要是有事，他不难证明他是迫不得已被绑上这艘大船的。
无论如何，为了高家村的宏图大业，为了遥遥无期的美好而幸福的明天，这点小事，可以忽略不计了。
本意里，他反对改革，而一旦这样的改革形成大的趋势阔步向前，靠些微的力量无法撼动时，也不妨放胆大跨一步，万一成功呢？实际上，他的一些作风，还是值得让人称赞的，并非全是投机取巧。就拿这件事来说，他所具有的胆识和气魄，可媲美于同时代大环境下的任何一位冒险家。他毕竟是领导，跟平民百姓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里，笔者觉得，很有必要用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给读者诸君普及一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大地上掀起的这一场农民针对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浪潮。笔者毕竟不能代替路遥先生，不知道先生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信息了解多少？一是因为当时交通闭塞，二则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一些农民的大胆设想，实际上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报纸不予以报道。
拿安徽小岗村为例，在今天的初高中课本里，我们不难找到，在那个年代，我们可爱的农民朋友，为了改革，是拿生命做了赌注，换来我们幸福生活40年后的今天。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用今天的话说，我们真的该给我们这些不惧生死，无畏的前辈“点点赞”了。
闲话少叙，我们就拿“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捺下红指印的契约”来区别一下“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本质上的概念。先抛出几个论点：
一：谁说小岗是“包产到户”
历史八年级下册（部编2017审定）“皖南地区的一些生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农村改革就此拉开序幕。”（摘自第38页的导言）
历史必修2（人教版）“1978年，安徽、四川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摘自第55页）
历史必修2（岳麓版）“首创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所在的安徽凤阳县……”（摘自第86页小字）
历史必修2（北师大版）“小岗村率先将土地包产到户”（见41页链接阅读的标题）
历史必修2（人民版）“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粮食生产获得空前丰收。”（摘自第53页正文）
高中历史中国近代史下册（2002年审查通过）“安徽、四川省首先实行……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责任制，取得很好的效果。”（摘自第127页大字）“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如长期贫困的安徽凤阳县……”（摘自第128页小字）
二：谁说小岗是“包干到户”
历史八年级下册（部编2017审定）“18户农民私自立了一份将田地包干到户的契约。”（摘自第38页的相关史事）
历史必修2（人教版）“18户农民秘密协议……包干经营。”（摘自第55页的学思之窗）
高中历史第六分册（华师大版）“肥西县农民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订立土地分到户，实行包干到户的合同书。”（第109页小字部分）
三：“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区别
包产到户：依核定的产量交公，超产的归自己，不足的须补齐。由集体承担税收、收购任务和收益分配。
包干到户：农户向国家缴纳税收和收购任务。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又叫大包干。
四：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理应是“包干到户”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分田到户协议中说：“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从协议看，小岗生产队没有定产量，定的是：上缴公粮，自负盈亏，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这比包产到户要更进一步，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小包，那么小岗的分田到户，就是大包，大包干。二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后来国家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小岗的“包干到户”的做法。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小岗村18位村民“欺上瞒下”签下“生死状”，无疑是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村经济变革。这个小小的村庄通过“包产到户”改革，不仅开创了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生产模式，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传奇。
而在三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大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村子，高家村，也在顺势而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并不了解安徽凤阳，更不了解小岗村，但是，他们却做了跟小岗村一模一样的事。不同的是，小岗村，只有18位村民敢于带头下海吃螃蟹，而在不大的高家村，四十多户人家，男女老少，集体在“协议”上按上了红手印。而且，他们也不用那么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他们并且用陕北民歌的方式狂欢了几天几夜。
什么时候有了陕北民歌，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或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爷爷辈们开始唱陕北民歌，它就再也没有间断过。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忘记了多少陕北民歌，怕是以“亿”做单位的数字后面，还要加许多个“零”才能计算的。我们现在记忆的陕北民歌只是九曲黄河滚滚浊浪中的水花，几经开放，几经败蕊，然后被人随意捡拾的几朵罢了。
陕北民歌是陕北这个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间艺术形式。在文化传播媒体落后的时代，它千百年来局限在这块地域中成为典型的区域民歌，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无奈。它无法走出这块土地，它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共生共长、共存共亡。
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一旦文化传媒变得现代且快速，它的生命之翅就逐渐丰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它的影响力迅速地扩张，从陕北革命根据地到其他解放区又至国统区，蔓延成一种全国性的歌唱现象。它的明媚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使国人在阴霾笼罩中窥见了天边现出的太阳光芒。
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南泥湾》等革命歌曲；还有《赶牲灵》《兰花花》《三十里铺》等地方曲调……，实际上，真正的陕北民歌又何止这些呢？
这些天，疯狂了的高家村人，无论是在崖畔、岩脑、山坡、沟渠，牲口棚，硷畔上，甚至是婆姨的炕头上；无论是糊脑小子，憋足老汉，俊美姑娘，邋遢婆姨；无论是独自一人，三五成群；无论是满怀情愫的哥哥、妹妹，豁牙皱脸的老婆老汉，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都能随时随地吼出几声酸曲。
快乐催生荷尔蒙的大量分泌，恋爱中的男女如大梦初醒般，在这个闲暇的季节鼓动起来了，激情起来了。高加林体验过的爱情在他们身上死灰复燃了。听：
“谁家的小哥哥呀，偷偷的在看我，一笑就露出了那个酒窝窝。”
男方回应：“谁家的小妹妹呀，让我着了魔，一双眼明又亮，闪呀嘛闪秋波。”
女：“哥哥你莫要走啊，妹妹有话说，你要是喜欢我，带我走出山坡坡，带我走出山坡坡。”
一番交汇，情投意合，无情的山坡阻断你和我，却隔不断心有所属的郎情妾意：“山坡坡，山坡坡，隔着你和我”，这是无奈的呼唤和控诉。
“只要妹妹你爱着我，我和你一起翻过”
“只要哥哥你爱着我，妹妹把你藏心窝”
真情告白就是这么简单而直接。
山坡坡是陕北典型的地理环境。
陕北鲜有大山，白于山、横山横亘在陕北高原上，构成了陕北的主要骨架，支撑两大骨架的是众多的山坡坡。山坡下自然是沟，沟里有水，水不多，但很清，幽幽的亮。夏日里蝌蚪上下窜游，冬日里冰层覆盖；溪岸旁是一丛杨柳，山坡上是红杏枝头……
“向阳人家春常在，坡上姑娘爱唱歌。”
这样的环境是孕育民歌的最好地方。一对青年男女既可躲在柳树丛里卿卿哝哝，又可藏在干草垛里私密耳语。待到情感发展到一定层次，歌词也就在酝酿情感时应运而生了。那时，即使不在一块厮守，即使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里，也尽可以放开歌喉唱几嗓子。听者大可不必“对号入座”，歌里既有心中的妹妹，但又不具体说出到底是谁家的妹妹，不点名，不具姓，你能抓住啥把柄？只好装聋作哑，一任歌声在沟底或山坡炸响。
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那个要命的二妹妹。
崖畔上那个长着呀十样样的草，
九样样看见妹妹就十样样好。
哥哥我在那圪梁梁上妹妹你在沟，
看见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一摆手。
唱着这首歌，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妹妹在圪梁梁上还是哥哥在圪梁梁上，这里的圪梁梁太多了，转过这个圪梁梁，又是那个圪梁梁。还有那些“对坝坝”“崖畔上”“沟”……，随便一处，都是这些地理地貌。在这些地方可以望得见，但要见面，还得好大一个时辰。从这个圪梁梁到那个圪梁梁可以望见的沟，有时需要大半个时辰才可以到达。这样的地形阻挡了近距离的“拉手手，亲口口”，却无法阻挡两颗心同频率跳动，反倒勾引起人急迫地想对话的欲望。
这是千百年来苦难生活练就的陕北人的“狡诈”，他们只想“唱个曲曲解心焦”，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翻不了身，他们只好以嘴里的“痛快”聊以“翻身”。后来，民歌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料想，“形象大于思维”的果实挂得招摇而惹眼：
《兰花花》只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婚姻命运不满而挣扎的陈述，可是当后来的父母再重蹈历史覆辙时自然会想起那个青年女子声泪俱下的控诉歌声；
《三十里铺》也只是木匠常永昌有感于两个恩爱的男女不得相厮相守的慨叹，可后来的人们已经把“三哥哥”和“四妹子”上升到反封建反礼教的高度去评价这两个“典型”了。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只是对一个事件的简单叙述，可它却激发了人们对打横山救穷人的游击队的真心拥护，也带动了一大批年轻人争相报名参加游击队走上革命的道路；
《东方红》也只是李有源看到东方喷薄的日出想到了解放区来之不易的即兴表白，哪里会料到一首歌真正成就了一位名垂千秋的歌手，尤其是这首歌还有舆论导向作用，促进了解放区形成人心向党，跟着领袖共同抗日的氛围。
相同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我的大陕北，苦难的大陕北，厚重的大陕北。
陕北人爱唱，陕北人会唱。陕北人的唱，其实就是言说。
频繁的战争，过度的垦荒，使陕北变得日益“苦焦”。生活不仅苦，还“焦”，焦急、焦虑、焦忧、焦心。如果说“苦”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痛苦，那么“焦”就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痛苦了。痛苦了怎么办？“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心里麻烦由不得唱”“一个酸曲唱出来，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精神层面的痛苦只有用精神层面的“享乐”才能解脱。“受苦人”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连“苦”都无法“受”的地步时，只好去财主家揽工，然而“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无奈，只好替人家赶牲灵“走州县过城府没睡过囫囵觉，精尻子添夜料边添边尿”。“赶”不下去时，只好背井离乡，别妻洒泪只身走西口。“去年遭年馑，地里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地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没有钱，不走西口怎能行？”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口也难走下去，最后只能卖娃娃，“山蔓蔓拿秤称稍比麦贱，荞麦花和秕谷都能粜钱。一个娃卖钱是三至五串，母子们难分离实实可怜”。这是一种比哭还难受的唱。但他们只能唱，他们没处说，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他们只能自言自语，自说自唱。他们也愤怒，愤怒到无所顾忌，“青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眨眼”。本来，在生活无着、痛苦无依的境况下的陕北民众是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天的，相信上天是会睁开慧眼普济天下众生的，然而似乎老天也已经漠然见惯，熟视无睹，于是才有了这样发自心底深处的绝望之唱。这实在是对不公的旧社会旧制度的大声疾呼和呐喊，只有呐喊了嘶唱了，才能暂时解脱苦焦心情。
这就是我的大陕北，苦难的大陕北。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撕肝裂胆般的，贫穷的祖祖辈辈。艰难岁月里留给我们生命，留下传承，留下血泪痕迹的至亲的亲人。
收秋以后，在种秋小麦之前，高家村也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那就是分土地，实行“包干到户”——单干。
旁的村还在联产到劳、到户，几家联合在一起的小集体时代，高家村却直接砍掉了一些需要实践的中间环节，直接一步到位。
说简单点，就是村民跟大队签订合约，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手里。大队的职权是针对同年中央制定的指标任务划分应缴纳的公粮和税款，对比旁的村寨按额定的任务追讨上缴；农民应履行的义务是每年按政府指标上缴钱粮。因为是合同制，农户承诺在丰收的年景对比旁的村主动多上交5%，欠收的年景，除政府指标必须上缴外，余下的是多是少，全凭自己谋划过活，绝不伸手向国家要一分一厘，一米一粟。
当然，这斩钉截铁，白纸黑字的宣言，也就意味着，以后，就是各家干各家的了，至于怎样在黄土地上刨开幸福的日子，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也思谋得太久了。他们是那样的摩拳擦掌，激情澎湃，意气风发，仿佛一个全新、富裕的乡村已经取代了贫穷、落后的高家村。这样美好的憧憬激励着年轻人们的心，年岁大的老婆老汉也被年轻人们鼓动着，兴奋着，他们似乎已经看到这样一个美丽的远景：家家高门大户，人人衣鲜亮丽。贫穷，不再是他们的代名词。
前川的高家村是靠近大马河川道通往县城的公路最近的村子，在亮眼处，他们的一切行为代表的都是国家的面子，形象工程必须要做得足，他们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从高加林家回来，高明楼就主动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听他们的心声。作为一位坚决拥护马列主义MZD思想的老GCD人，这点党性原则他始终不曾忘却。高家村的“大能人”，在某些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小事情上难免会犯点小错误。但是在关乎到国家、集体的大事件上，他还是拎得清的。
在这段时间里，他耐心聆听了村民们的意见，并做了一些具体分析和预判，再进行一些大的远景规划，这不是小事，必须万无一失，保证不出意外。一旦执行，旁的村庄可全盯着哩，容不得任何一点闪失啊！这责任，落到谁的头上，都担待不起，小则坐牢，大则生命当成儿戏。这不是他一个人承担得下来的。奈何村民实在太过热情，全体联名，不会把书记置身于危险境地。
当然，在签名的时候他还是玩了点小心思，他让那些迫不及待的，热情的人把名签在前面。最后，才故意歪歪扭扭写上高明楼三个字，用意不言而喻，万一要是有事，他不难证明他是迫不得已被绑上这艘大船的。
无论如何，为了高家村的宏图大业，为了遥遥无期的美好而幸福的明天，这点小事，可以忽略不计了。
本意里，他反对改革，而一旦这样的改革形成大的趋势阔步向前，靠些微的力量无法撼动时，也不妨放胆大跨一步，万一成功呢？实际上，他的一些作风，还是值得让人称赞的，并非全是投机取巧。就拿这件事来说，他所具有的胆识和气魄，可媲美于同时代大环境下的任何一位冒险家。他毕竟是领导，跟平民百姓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里，笔者觉得，很有必要用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给读者诸君普及一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大地上掀起的这一场农民针对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浪潮。笔者毕竟不能代替路遥先生，不知道先生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信息了解多少？一是因为当时交通闭塞，二则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一些农民的大胆设想，实际上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报纸不予以报道。
拿安徽小岗村为例，在今天的初高中课本里，我们不难找到，在那个年代，我们可爱的农民朋友，为了改革，是拿生命做了赌注，换来我们幸福生活40年后的今天。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用今天的话说，我们真的该给我们这些不惧生死，无畏的前辈“点点赞”了。
闲话少叙，我们就拿“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捺下红指印的契约”来区别一下“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本质上的概念。先抛出几个论点：
一：谁说小岗是“包产到户”
历史八年级下册（部编2017审定）“皖南地区的一些生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农村改革就此拉开序幕。”（摘自第38页的导言）
历史必修2（人教版）“1978年，安徽、四川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摘自第55页）
历史必修2（岳麓版）“首创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所在的安徽凤阳县……”（摘自第86页小字）
历史必修2（北师大版）“小岗村率先将土地包产到户”（见41页链接阅读的标题）
历史必修2（人民版）“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粮食生产获得空前丰收。”（摘自第53页正文）
高中历史中国近代史下册（2002年审查通过）“安徽、四川省首先实行……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责任制，取得很好的效果。”（摘自第127页大字）“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如长期贫困的安徽凤阳县……”（摘自第128页小字）
二：谁说小岗是“包干到户”
历史八年级下册（部编2017审定）“18户农民私自立了一份将田地包干到户的契约。”（摘自第38页的相关史事）
历史必修2（人教版）“18户农民秘密协议……包干经营。”（摘自第55页的学思之窗）
高中历史第六分册（华师大版）“肥西县农民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订立土地分到户，实行包干到户的合同书。”（第109页小字部分）
三：“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区别
包产到户：依核定的产量交公，超产的归自己，不足的须补齐。由集体承担税收、收购任务和收益分配。
包干到户：农户向国家缴纳税收和收购任务。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又叫大包干。
四：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理应是“包干到户”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分田到户协议中说：“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从协议看，小岗生产队没有定产量，定的是：上缴公粮，自负盈亏，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这比包产到户要更进一步，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小包，那么小岗的分田到户，就是大包，大包干。二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后来国家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小岗的“包干到户”的做法。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小岗村18位村民“欺上瞒下”签下“生死状”，无疑是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村经济变革。这个小小的村庄通过“包产到户”改革，不仅开创了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生产模式，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传奇。
而在三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大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村子，高家村，也在顺势而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并不了解安徽凤阳，更不了解小岗村，但是，他们却做了跟小岗村一模一样的事。不同的是，小岗村，只有18位村民敢于带头下海吃螃蟹，而在不大的高家村，四十多户人家，男女老少，集体在“协议”上按上了红手印。而且，他们也不用那么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他们并且用陕北民歌的方式狂欢了几天几夜。
什么时候有了陕北民歌，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或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爷爷辈们开始唱陕北民歌，它就再也没有间断过。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忘记了多少陕北民歌，怕是以“亿”做单位的数字后面，还要加许多个“零”才能计算的。我们现在记忆的陕北民歌只是九曲黄河滚滚浊浪中的水花，几经开放，几经败蕊，然后被人随意捡拾的几朵罢了。
陕北民歌是陕北这个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间艺术形式。在文化传播媒体落后的时代，它千百年来局限在这块地域中成为典型的区域民歌，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无奈。它无法走出这块土地，它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共生共长、共存共亡。
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一旦文化传媒变得现代且快速，它的生命之翅就逐渐丰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它的影响力迅速地扩张，从陕北革命根据地到其他解放区又至国统区，蔓延成一种全国性的歌唱现象。它的明媚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使国人在阴霾笼罩中窥见了天边现出的太阳光芒。
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南泥湾》等革命歌曲；还有《赶牲灵》《兰花花》《三十里铺》等地方曲调……，实际上，真正的陕北民歌又何止这些呢？
这些天，疯狂了的高家村人，无论是在崖畔、岩脑、山坡、沟渠，牲口棚，硷畔上，甚至是婆姨的炕头上；无论是糊脑小子，憋足老汉，俊美姑娘，邋遢婆姨；无论是独自一人，三五成群；无论是满怀情愫的哥哥、妹妹，豁牙皱脸的老婆老汉，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都能随时随地吼出几声酸曲。
快乐催生荷尔蒙的大量分泌，恋爱中的男女如大梦初醒般，在这个闲暇的季节鼓动起来了，激情起来了。高加林体验过的爱情在他们身上死灰复燃了。听：
“谁家的小哥哥呀，偷偷的在看我，一笑就露出了那个酒窝窝。”
男方回应：“谁家的小妹妹呀，让我着了魔，一双眼明又亮，闪呀嘛闪秋波。”
女：“哥哥你莫要走啊，妹妹有话说，你要是喜欢我，带我走出山坡坡，带我走出山坡坡。”
一番交汇，情投意合，无情的山坡阻断你和我，却隔不断心有所属的郎情妾意：“山坡坡，山坡坡，隔着你和我”，这是无奈的呼唤和控诉。
“只要妹妹你爱着我，我和你一起翻过”
“只要哥哥你爱着我，妹妹把你藏心窝”
真情告白就是这么简单而直接。
山坡坡是陕北典型的地理环境。
陕北鲜有大山，白于山、横山横亘在陕北高原上，构成了陕北的主要骨架，支撑两大骨架的是众多的山坡坡。山坡下自然是沟，沟里有水，水不多，但很清，幽幽的亮。夏日里蝌蚪上下窜游，冬日里冰层覆盖；溪岸旁是一丛杨柳，山坡上是红杏枝头……
“向阳人家春常在，坡上姑娘爱唱歌。”
这样的环境是孕育民歌的最好地方。一对青年男女既可躲在柳树丛里卿卿哝哝，又可藏在干草垛里私密耳语。待到情感发展到一定层次，歌词也就在酝酿情感时应运而生了。那时，即使不在一块厮守，即使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里，也尽可以放开歌喉唱几嗓子。听者大可不必“对号入座”，歌里既有心中的妹妹，但又不具体说出到底是谁家的妹妹，不点名，不具姓，你能抓住啥把柄？只好装聋作哑，一任歌声在沟底或山坡炸响。
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那个要命的二妹妹。
崖畔上那个长着呀十样样的草，
九样样看见妹妹就十样样好。
哥哥我在那圪梁梁上妹妹你在沟，
看见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一摆手。
唱着这首歌，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妹妹在圪梁梁上还是哥哥在圪梁梁上，这里的圪梁梁太多了，转过这个圪梁梁，又是那个圪梁梁。还有那些“对坝坝”“崖畔上”“沟”……，随便一处，都是这些地理地貌。在这些地方可以望得见，但要见面，还得好大一个时辰。从这个圪梁梁到那个圪梁梁可以望见的沟，有时需要大半个时辰才可以到达。这样的地形阻挡了近距离的“拉手手，亲口口”，却无法阻挡两颗心同频率跳动，反倒勾引起人急迫地想对话的欲望。
这是千百年来苦难生活练就的陕北人的“狡诈”，他们只想“唱个曲曲解心焦”，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翻不了身，他们只好以嘴里的“痛快”聊以“翻身”。后来，民歌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料想，“形象大于思维”的果实挂得招摇而惹眼：
《兰花花》只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婚姻命运不满而挣扎的陈述，可是当后来的父母再重蹈历史覆辙时自然会想起那个青年女子声泪俱下的控诉歌声；
《三十里铺》也只是木匠常永昌有感于两个恩爱的男女不得相厮相守的慨叹，可后来的人们已经把“三哥哥”和“四妹子”上升到反封建反礼教的高度去评价这两个“典型”了。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只是对一个事件的简单叙述，可它却激发了人们对打横山救穷人的游击队的真心拥护，也带动了一大批年轻人争相报名参加游击队走上革命的道路；
《东方红》也只是李有源看到东方喷薄的日出想到了解放区来之不易的即兴表白，哪里会料到一首歌真正成就了一位名垂千秋的歌手，尤其是这首歌还有舆论导向作用，促进了解放区形成人心向党，跟着领袖共同抗日的氛围。
相同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我的大陕北，苦难的大陕北，厚重的大陕北。
陕北人爱唱，陕北人会唱。陕北人的唱，其实就是言说。
频繁的战争，过度的垦荒，使陕北变得日益“苦焦”。生活不仅苦，还“焦”，焦急、焦虑、焦忧、焦心。如果说“苦”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痛苦，那么“焦”就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痛苦了。痛苦了怎么办？“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心里麻烦由不得唱”“一个酸曲唱出来，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精神层面的痛苦只有用精神层面的“享乐”才能解脱。“受苦人”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连“苦”都无法“受”的地步时，只好去财主家揽工，然而“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无奈，只好替人家赶牲灵“走州县过城府没睡过囫囵觉，精尻子添夜料边添边尿”。“赶”不下去时，只好背井离乡，别妻洒泪只身走西口。“去年遭年馑，地里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地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没有钱，不走西口怎能行？”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口也难走下去，最后只能卖娃娃，“山蔓蔓拿秤称稍比麦贱，荞麦花和秕谷都能粜钱。一个娃卖钱是三至五串，母子们难分离实实可怜”。这是一种比哭还难受的唱。但他们只能唱，他们没处说，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他们只能自言自语，自说自唱。他们也愤怒，愤怒到无所顾忌，“青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眨眼”。本来，在生活无着、痛苦无依的境况下的陕北民众是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天的，相信上天是会睁开慧眼普济天下众生的，然而似乎老天也已经漠然见惯，熟视无睹，于是才有了这样发自心底深处的绝望之唱。这实在是对不公的旧社会旧制度的大声疾呼和呐喊，只有呐喊了嘶唱了，才能暂时解脱苦焦心情。
这就是我的大陕北，苦难的大陕北。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撕肝裂胆般的，贫穷的祖祖辈辈。艰难岁月里留给我们生命，留下传承，留下血泪痕迹的至亲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