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见皇上心心念念的还是商税的事情，叶向高只能硬着头皮讲道：“皇上，今年的商税税额已经摊派各省，今年的商税税银有望增至五百万两，至于那个累进税制，臣等还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更何况，朝廷刚刚增加了商税，又紧锣密鼓的将累进税制颁行天下，臣唯恐弹压商贾过甚，以致百业萧条。”
皇帝冷冷的瞥了眼叶向高，有些失望的说道：“叶阁老，自打你入阁以来，朕未尝不对于报以深切的期待，考成法、整顿九边、重修商税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朝廷最要紧的政务，朕没有委托他人，朕选择了信重叶阁老你这样的老臣......可是叶阁老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谋身还是谋国，看来叶阁老终究是选择了前者。”
叶向高从座椅上起身，跪倒在地，但他既没有自称有罪，也没有替自己辩解。
皇帝站起身来，一路走到殿门外，他倚门远望，用一种心事忡忡的口吻说道：“老秦素来积弱，为山东六国不耻。遂有商君之法，削贵族以致宗庙富强；隋唐之世，历经南北朝之乱，国家枝强干弱，世家大族，地主豪强林立，上达宗庙，下至江湖，势力铺张，无孔不入。遂有选举科考之法，废九品中正，以致朝廷日日中天。叶阁老，你不觉着今时今日的大明也已经走到了某种节骨眼上了吗？假如不能效法秦汉隋唐以改革自强，恐有社稷倾颓，神器易主之虞。宋之崖山，滔滔悲叹，历历在目，音犹在耳，我大明绝不可重蹈覆辙，再将神器易于塞外夷狄之手。”
皇帝背对着叶向高、孙承宗两人，一番或慷慨激昂或默默梦呓的话讲下来，闹得叶向高、孙承宗二人面面相觑。因为在大明朝的这些文武眼中，大明朝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天敌，事实上即便是崇祯朝时代，绝大多数大明朝的文武百官还是坚信大明朝能够渡过难关，无论是关外的皇太极还是关内的李自成都不能动摇大明朝统治的根基。毕竟大明朝有着两百多年辉煌的历史，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惯性？天下民心更多的还是站在明廷这边的，即便近百年来，大明朝的所作所为正不断地消磨着天下百姓的耐心。
叶向高跟孙承宗对视一眼，两个人都十分的奇怪，不知道皇帝哪儿来的焦虑感。事实上，两个人早就看出来皇帝似乎无时无刻不活在一种刻不容缓，火烧眉头的焦虑感、紧迫感之中——自打皇帝登基以来就如此。
皇帝到底在恐惧什么呢？
是内地不断涌现的叛军、农民军还是关外的努尔哈赤？亦或者是空虚的国库？
可是天启朝的农民军都是零散的，规模极小，远不及崇祯朝那样具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至于努尔哈赤？叶向高、孙承宗二人更是嗤之以鼻，他们两人虽然都不能否认努尔哈赤的确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统帅，可那又如何？
大明朝在过往的历史中遇到过的天才对手还少吗？
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汗曾经在土木堡之战中颠覆了明廷自太祖、成祖及仁宣二帝四世以来的积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也曾经兵围北京城，在嘉靖朝制造了庚戍之变。无论是也先汗还是俺答汗都曾经一度造成整个明帝国的军事危机，但现在也先汗的瓦剌部落何在？早已经淹没于茫茫大漠之中，而曾经一度称雄于漠南草原，迫使正宗的蒙古雄主察哈尔部落迁移辽东避祸的土默特部落也已经分化成东西两个部分，再也无力对明帝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
之所以叶向高跟孙承宗并不拿努尔哈赤的后金兵当回事，或者说整个明帝国的统治阶级都不曾将建州女真当作生死大敌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经验！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无法同同一时期的农耕民族比肩！这是历史铁律。游牧民族的政权架构是极为粗糙的，特别是他们那令中原人不耻的权力继承制度。不像中央政权早早的确定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来没有类似的制度或者说没有遵守类似制度的政治惯例。受限于整个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天然的信奉强者独尊的道理，这就于温和持久的长子继承制背道而驰。
所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即便能够强盛一时，但随着一代雄主的陨落，整个游牧部落也会继而陷入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之中，进而不攻自破。
正是基于游牧民族无法长久保持强盛，正是基于北方政权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律认识，明帝国才不厌其烦的修筑长城，采取消极防守的国家战略。因为明帝国的顶层设计者们深切的知道，只有当草原上角逐出像也先汗、俺答汗那样的一代雄主的时候，明帝国的北部边疆才会出现危机，而这样的雄主，在明帝国以往的两百年的历史中，只诞生了两位，平均一百年一个，当这些草原雄主们过了春秋鼎盛的年纪以后，北方的游牧政权又会迅速的衰落，现如长久的分裂之中。与中原的农耕文明长久的统一短暂的分裂恰恰相反，北方的政权总是长久的分裂而短暂的统一。
所以明帝国只需要一道长城挨过草原雄主们鼎盛的壮年期，便仍旧稳稳地掌握着泛东北亚的宗主权，因为分裂的游牧部落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依靠明帝国的施舍与庇护。
虽然中原王朝的历史总是对北方政权的南侵大书特书，但是不能磨灭的一个事实则是——即便是宋朝，在于北方政权的博弈中，也总是胜少败多，或者说占上风的时间要多与处下风的时间。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在叶向高、孙承宗或者其余明帝国的有识之士眼中，努尔哈赤的崛起不过是明帝国遭遇的另一个也先汗跟俺答汗罢了。而且努尔哈赤现如今已经垂垂老朽，他还能继续金戈铁马多久？等努尔哈赤这个雄主老去，他的继任者还能跟努尔哈赤媲美吗？至少按照以往大明朝的经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直到崇祯朝末期，直到崇祯皇帝陷入满清、大顺以及西南奢安之乱三线战场无法抽身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集团才慌了神，才意识到亡国之期已至。
叶向高跟孙承宗不能跳出既有的经验，预知未来，但是皇帝却心知肚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皇太极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任者。或许皇太极的军事天赋不及父亲，乃至连弟弟多尔衮也不如，但是在政治上，皇太极确确实实是游牧民族中少有的大政治家，在皇太极之前，北方的游牧部落产生过无数努尔哈赤、多尔衮那般不可一世的战将，譬如成吉思汗、王保保等，但是像皇太极一样的政治家，大概只有忽必烈一个。
但从后来满清朝廷将近三百载的统治期与元朝不足百年的寿命比起来，作为彼此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确实又比忽必烈更加高瞻远瞩，英明神武。
但叶向高跟孙承宗的经验也并没有错，像蒙古族一样的游牧政权容易从内部分裂，女真族这个文明程度更低的渔猎民族也一样。至少天启皇帝就直到清朝初期，满清贵族统治阶级之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权力斗争。
一次是努尔哈赤崩殂，皇太极跟其余贝勒争夺汗位，以及皇太极逐步削弱其余贝勒、旗主的兵权，从而爆发的内部矛盾。
第二次是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福林一系的人马争夺帝位。
第三次就是顺治帝死后，玄烨一派的人同四位顾命大臣，主要是鳌拜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这三次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假如有一次没有处置妥当，那么八旗兵只有败退回关外老家的份儿。但幸运的是，每一次满清贵族之间都达成了聪明的和解，一次又一次的找到了利益平衡的那个点。
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明帝国的残余政权，无论是南明弘历政权，还是后来龟缩到帝国西南部的永历帝政权，都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攻自破。假如明帝国残余的政权内部能够像靖康之耻后的南宋或者八王之乱后的东晋那样达成利益平衡，也可依托黄河或者长江天堑同北方政权继续抗争，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万里江山须臾间披发左衽！
站在殿门外，皇帝背负双手，眺望远方，他想了很多。他的目光甚至已经迈过了大明、大清，到了更加遥不可及的远方。
“有人同朕讲，现如今的大明朝，已经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叶阁老迟迟不肯对商贾课加税赋，莫非叶阁老名下也有诸多产业？”皇帝忽然转过身来，似笑非笑的问道。
叶向高忙道：“臣乃当朝阁老，每岁的禄米禄银颇丰，无需置办其余产业。更何况商贾本末业，士大夫不屑与之。所谓无官不商的论调，实乃笑谈，皇上不必挂怀。”
皇帝岂会轻易相信他的话，“叶阁老两袖清风，自然瞧不上那黄白之物。可是难免叶阁老的门生故吏，亲戚朋友不染指商贾行业。更何况，商贾虽然是贱夜，末业，可那孔方兄却是人人都爱，人人都离不开啊。”
顿了顿，皇帝又道：“既然叶阁老不愿意，那么就此作罢吧。今年能征收上来五百万两的商税税银朕已经很满足了。叶阁老刚刚的沉默还真是提醒了朕，改革嘛，总要一步步来，否则就会像秦朝、隋朝那样，二世崩殂。今年收五百万两，明年想个法子收他个八百万两，后年便能翻上一番，整整一千万两！”
听着皇帝有些异想天开的自言自语，叶向高跟孙承宗都是目露担忧之色的抬眸瞥了眼皇帝陛下。
“皇上，国朝历来奉行不与民争利的国策，现如今皇上却是要对商贾苛征过量的税收，岂不惹来天下人的非议？岂不灰了天下人心？岂不令百业萧条？”叶向高开口说道。
皇帝满不在乎的说道：“刚刚叶阁老也讲了，商贾本末业，萧条了就萧条了吧，省的老百姓整日都想着如何投机取巧，到集市上赚银子，待到百业萧条之日，老百姓们都安心在家务农，岂不更好，岂不天下大治？”
“这...”
叶向高瞠目结舌，皇帝这是在强词夺理，但是他却不好反驳，因为这种扼杀工商，极端重农的思想本就是唐宋之前儒家经典中宣扬的至理名言。
皇帝摆摆手，笑道：“好啦，朕并非是夏桀商纣那样，只知道巧取豪夺的暴君，多从商贾手中征税，朝廷自然也会给予商贾更多的权利。譬如乘马车，乘轿子，穿丝绸等权利，都可以给予出去嘛。”
“等日后商税征收到一千万两的时候，商人或者商人的子弟也是可以入朝为官的嘛，日后这些对于商贾的限制都可以逐一开放嘛。”
皇帝讲这话时是满脸的玩味之色，叶向高跟孙承宗二人嘴角一抽，显然是被皇帝这种耍无赖的姿态给憋出了内伤。
古代中国进入封建时代以后，一直奉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国策，对于商人在法律与行政上设置了重重歧视性的障碍，譬如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入朝为官等等，甚至在法律上，古代中国将商人、赘婿以及后父列为没有权利能力的一群人。不过经过宋代那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以后，明代的商人们的政治待遇明显好转。事实上即便没有这种政策上的利好，商人们往往也能够利用手中的银子规避各种歧视性的政策障碍，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皇帝口中的诸如乘马车、乘轿子、穿丝绸，入朝为官之类的权利，明代的商贾早已经在事实上取得了，只是朝廷还没有正是发布红头文件给予承认罢了。
所以皇帝这一手操作，等于是空手套白狼，仅仅是一个“正名”的诏书，就想要从商人口袋里多抽油水。
见叶向高跟孙承宗还有话说，皇帝连忙先声夺人道：“当然，治国理政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所有的政策都是配套的。朝廷不能总往商贾哪儿伸手要银子，也要给商人们做点儿实事，譬如修路架桥，打击地方匪盗，为商路保驾护航，另外打击贪腐官员，减少商人们被贪官污吏剥削的成本，最后，就是海上贸易。国朝自太祖时就不太重视海上贸易，自打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后，国朝的海上贸易更是一度停滞，即便是有也只是地方临海各省的零星贸易。在朕看来，汉唐传下来的西域已经易手，丝绸之路被拦腰斩断，那么海上的贸易就现得更为重要。徐阁老同泰西人交情匪浅，这是举朝皆知的事情，朕也通过徐阁老同泰西人有过交流，朕从泰西人处得知，国朝的丝绸、茶叶、药材、瓷器在泰西可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商品，所以说，海上贸易大有可为。朕已经决定逐步开放海禁，甚至等朕解决了辽东的困局，腾出手来以后，还要效仿成祖爷，派遣内臣再下西洋，布国威于海外嘞。”
对于皇帝的跳跃性思维，叶向高跟孙承宗已经逐渐习惯了，对于皇帝突然将话题扯到开放海禁上，两个人还是喜闻乐见的，现在可不是嘉靖朝、万历朝，东南沿海早没了倭寇匪患，正是开放海禁，大兴渔盐之利、大兴海贸之利的时候，但是对于皇帝再下西洋的念头，两个阁臣并不敢苟同，于是便又少不了一通数落，说下西洋虚耗钱粮，与国无益云云。
皇帝也知道他们的担心，无外乎就是成祖皇帝将下西洋的把戏给玩脱了罢了。在朱棣眼里，下西洋的政治考量要远超经济上的利益，可是在天启皇帝心中，布国威于海外什么的其实只是个由头，跑到海外搞真金白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才是真。
但这些事情已经远超叶向高跟孙承宗的理解范围了，皇帝并不打算多做赘言。
在议事的最后，皇帝绝口不提商税的事情，只是拉着孙承宗的手殷殷寄托，“此次朝廷用兵西南，任重道远，孙老师年事已高，朕有些于心难忍。可是西南前线军情似火，朕也只能铁石心肠一次了。此去西南，孙老师可以将之前平叛固原镇的那帮人马原封不动的带去，至于信王......朕一并恩准他追随孙老师。”
孙承宗领旨谢恩。对于皇帝的信重他还是十分感激的，要知道根据以往的惯例，大明朝用兵都是派文官领军，内臣监军，武臣统兵，三管齐下，但是无论是固原镇平叛还是此次西南用兵，皇帝至少在名义上都没有派遣内臣监军，这充分说明了皇帝对孙承宗的宠信。同时皇帝两次将皇五弟托付给孙承宗，也可见皇帝对于孙承宗有多么的尊崇。
以至于现如今朝野上下都掀起了一股分裂徐光启跟孙承宗的物议。这并不难理解，之前徐光启毋庸置疑属于天启朝最受皇帝宠信的外臣，但是近几个月的形式是孙承宗后来者居上，已经越来越多的被皇帝单独召见，而徐光启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大动静了。
朝野上下倒是有不少人在看徐光启的笑话，对于此，孙承宗总是一笑了之，甚至在他的儿子、孙子们以此沾沾自喜的时候，孙承宗还意味深长的劝说他们：“你们懂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件事，从皇上的角度考虑，未曾不是一种对徐阁老的袒护啊。”
“朕累了，都退下吧，明日新军就要开拔，孙老师快回家准备一下吧。”皇帝说道。
孙承宗有些意外，“这么快？”
皇帝说道：“新军的军制跟大明朝所有的部队都不一样，旁的部队征调起来颇耗时日，但新军却可以全天候备战，随时可以拉出军营作战，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除了打仗以外，不承担务农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至于钱粮兵饷，四川乃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自然少不了你们的粮饷，此去西南，朝廷只给你们调拨五日的粮米，到了四川以后，找那个朱燮元从地方上摊派兵饷钱粮吧。这些摊派的兵饷钱粮，等战后朝廷会给予减免的。”
孙承宗听出来了，皇帝这是赋予了他从四川、云贵等地自行筹措兵饷钱粮的权力，这个权利自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就再也没有被地方官掌握过，原因为他，因为这个军队主帅可以从地方截留中央财税的权力，以前统归一个名唤“节度使”的官职掌握。而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就是因为节度使尾大不掉，导致了藩镇割据米兰天下。所以唐宋之后的统治者，对于这种让军队主帅在地方上自行筹措兵饷钱粮的权力都是十分忌惮的。毕竟军队主帅已经拥有了兵权，若是在赋予他自行截留地方财税的权力，那就等同于是兵权加上财权，如此大的权力，足可以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那还了得？
孙承宗跪倒在地，再三推辞。但皇帝金口玉言，绝不肯收回成命。
离开文华殿之后，孙承宗心情复杂地走出紫禁城，也不知道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对他高阳孙承宗来说，是福是祸，或者说是福多一些，还是祸多一些。
见皇上心心念念的还是商税的事情，叶向高只能硬着头皮讲道：“皇上，今年的商税税额已经摊派各省，今年的商税税银有望增至五百万两，至于那个累进税制，臣等还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更何况，朝廷刚刚增加了商税，又紧锣密鼓的将累进税制颁行天下，臣唯恐弹压商贾过甚，以致百业萧条。”
皇帝冷冷的瞥了眼叶向高，有些失望的说道：“叶阁老，自打你入阁以来，朕未尝不对于报以深切的期待，考成法、整顿九边、重修商税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朝廷最要紧的政务，朕没有委托他人，朕选择了信重叶阁老你这样的老臣......可是叶阁老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谋身还是谋国，看来叶阁老终究是选择了前者。”
叶向高从座椅上起身，跪倒在地，但他既没有自称有罪，也没有替自己辩解。
皇帝站起身来，一路走到殿门外，他倚门远望，用一种心事忡忡的口吻说道：“老秦素来积弱，为山东六国不耻。遂有商君之法，削贵族以致宗庙富强；隋唐之世，历经南北朝之乱，国家枝强干弱，世家大族，地主豪强林立，上达宗庙，下至江湖，势力铺张，无孔不入。遂有选举科考之法，废九品中正，以致朝廷日日中天。叶阁老，你不觉着今时今日的大明也已经走到了某种节骨眼上了吗？假如不能效法秦汉隋唐以改革自强，恐有社稷倾颓，神器易主之虞。宋之崖山，滔滔悲叹，历历在目，音犹在耳，我大明绝不可重蹈覆辙，再将神器易于塞外夷狄之手。”
皇帝背对着叶向高、孙承宗两人，一番或慷慨激昂或默默梦呓的话讲下来，闹得叶向高、孙承宗二人面面相觑。因为在大明朝的这些文武眼中，大明朝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天敌，事实上即便是崇祯朝时代，绝大多数大明朝的文武百官还是坚信大明朝能够渡过难关，无论是关外的皇太极还是关内的李自成都不能动摇大明朝统治的根基。毕竟大明朝有着两百多年辉煌的历史，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惯性？天下民心更多的还是站在明廷这边的，即便近百年来，大明朝的所作所为正不断地消磨着天下百姓的耐心。
叶向高跟孙承宗对视一眼，两个人都十分的奇怪，不知道皇帝哪儿来的焦虑感。事实上，两个人早就看出来皇帝似乎无时无刻不活在一种刻不容缓，火烧眉头的焦虑感、紧迫感之中——自打皇帝登基以来就如此。
皇帝到底在恐惧什么呢？
是内地不断涌现的叛军、农民军还是关外的努尔哈赤？亦或者是空虚的国库？
可是天启朝的农民军都是零散的，规模极小，远不及崇祯朝那样具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至于努尔哈赤？叶向高、孙承宗二人更是嗤之以鼻，他们两人虽然都不能否认努尔哈赤的确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统帅，可那又如何？
大明朝在过往的历史中遇到过的天才对手还少吗？
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汗曾经在土木堡之战中颠覆了明廷自太祖、成祖及仁宣二帝四世以来的积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也曾经兵围北京城，在嘉靖朝制造了庚戍之变。无论是也先汗还是俺答汗都曾经一度造成整个明帝国的军事危机，但现在也先汗的瓦剌部落何在？早已经淹没于茫茫大漠之中，而曾经一度称雄于漠南草原，迫使正宗的蒙古雄主察哈尔部落迁移辽东避祸的土默特部落也已经分化成东西两个部分，再也无力对明帝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
之所以叶向高跟孙承宗并不拿努尔哈赤的后金兵当回事，或者说整个明帝国的统治阶级都不曾将建州女真当作生死大敌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经验！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无法同同一时期的农耕民族比肩！这是历史铁律。游牧民族的政权架构是极为粗糙的，特别是他们那令中原人不耻的权力继承制度。不像中央政权早早的确定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来没有类似的制度或者说没有遵守类似制度的政治惯例。受限于整个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天然的信奉强者独尊的道理，这就于温和持久的长子继承制背道而驰。
所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即便能够强盛一时，但随着一代雄主的陨落，整个游牧部落也会继而陷入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之中，进而不攻自破。
正是基于游牧民族无法长久保持强盛，正是基于北方政权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律认识，明帝国才不厌其烦的修筑长城，采取消极防守的国家战略。因为明帝国的顶层设计者们深切的知道，只有当草原上角逐出像也先汗、俺答汗那样的一代雄主的时候，明帝国的北部边疆才会出现危机，而这样的雄主，在明帝国以往的两百年的历史中，只诞生了两位，平均一百年一个，当这些草原雄主们过了春秋鼎盛的年纪以后，北方的游牧政权又会迅速的衰落，现如长久的分裂之中。与中原的农耕文明长久的统一短暂的分裂恰恰相反，北方的政权总是长久的分裂而短暂的统一。
所以明帝国只需要一道长城挨过草原雄主们鼎盛的壮年期，便仍旧稳稳地掌握着泛东北亚的宗主权，因为分裂的游牧部落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依靠明帝国的施舍与庇护。
虽然中原王朝的历史总是对北方政权的南侵大书特书，但是不能磨灭的一个事实则是——即便是宋朝，在于北方政权的博弈中，也总是胜少败多，或者说占上风的时间要多与处下风的时间。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在叶向高、孙承宗或者其余明帝国的有识之士眼中，努尔哈赤的崛起不过是明帝国遭遇的另一个也先汗跟俺答汗罢了。而且努尔哈赤现如今已经垂垂老朽，他还能继续金戈铁马多久？等努尔哈赤这个雄主老去，他的继任者还能跟努尔哈赤媲美吗？至少按照以往大明朝的经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直到崇祯朝末期，直到崇祯皇帝陷入满清、大顺以及西南奢安之乱三线战场无法抽身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集团才慌了神，才意识到亡国之期已至。
叶向高跟孙承宗不能跳出既有的经验，预知未来，但是皇帝却心知肚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皇太极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任者。或许皇太极的军事天赋不及父亲，乃至连弟弟多尔衮也不如，但是在政治上，皇太极确确实实是游牧民族中少有的大政治家，在皇太极之前，北方的游牧部落产生过无数努尔哈赤、多尔衮那般不可一世的战将，譬如成吉思汗、王保保等，但是像皇太极一样的政治家，大概只有忽必烈一个。
但从后来满清朝廷将近三百载的统治期与元朝不足百年的寿命比起来，作为彼此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确实又比忽必烈更加高瞻远瞩，英明神武。
但叶向高跟孙承宗的经验也并没有错，像蒙古族一样的游牧政权容易从内部分裂，女真族这个文明程度更低的渔猎民族也一样。至少天启皇帝就直到清朝初期，满清贵族统治阶级之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权力斗争。
一次是努尔哈赤崩殂，皇太极跟其余贝勒争夺汗位，以及皇太极逐步削弱其余贝勒、旗主的兵权，从而爆发的内部矛盾。
第二次是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福林一系的人马争夺帝位。
第三次就是顺治帝死后，玄烨一派的人同四位顾命大臣，主要是鳌拜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这三次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假如有一次没有处置妥当，那么八旗兵只有败退回关外老家的份儿。但幸运的是，每一次满清贵族之间都达成了聪明的和解，一次又一次的找到了利益平衡的那个点。
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明帝国的残余政权，无论是南明弘历政权，还是后来龟缩到帝国西南部的永历帝政权，都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攻自破。假如明帝国残余的政权内部能够像靖康之耻后的南宋或者八王之乱后的东晋那样达成利益平衡，也可依托黄河或者长江天堑同北方政权继续抗争，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万里江山须臾间披发左衽！
站在殿门外，皇帝背负双手，眺望远方，他想了很多。他的目光甚至已经迈过了大明、大清，到了更加遥不可及的远方。
“有人同朕讲，现如今的大明朝，已经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叶阁老迟迟不肯对商贾课加税赋，莫非叶阁老名下也有诸多产业？”皇帝忽然转过身来，似笑非笑的问道。
叶向高忙道：“臣乃当朝阁老，每岁的禄米禄银颇丰，无需置办其余产业。更何况商贾本末业，士大夫不屑与之。所谓无官不商的论调，实乃笑谈，皇上不必挂怀。”
皇帝岂会轻易相信他的话，“叶阁老两袖清风，自然瞧不上那黄白之物。可是难免叶阁老的门生故吏，亲戚朋友不染指商贾行业。更何况，商贾虽然是贱夜，末业，可那孔方兄却是人人都爱，人人都离不开啊。”
顿了顿，皇帝又道：“既然叶阁老不愿意，那么就此作罢吧。今年能征收上来五百万两的商税税银朕已经很满足了。叶阁老刚刚的沉默还真是提醒了朕，改革嘛，总要一步步来，否则就会像秦朝、隋朝那样，二世崩殂。今年收五百万两，明年想个法子收他个八百万两，后年便能翻上一番，整整一千万两！”
听着皇帝有些异想天开的自言自语，叶向高跟孙承宗都是目露担忧之色的抬眸瞥了眼皇帝陛下。
“皇上，国朝历来奉行不与民争利的国策，现如今皇上却是要对商贾苛征过量的税收，岂不惹来天下人的非议？岂不灰了天下人心？岂不令百业萧条？”叶向高开口说道。
皇帝满不在乎的说道：“刚刚叶阁老也讲了，商贾本末业，萧条了就萧条了吧，省的老百姓整日都想着如何投机取巧，到集市上赚银子，待到百业萧条之日，老百姓们都安心在家务农，岂不更好，岂不天下大治？”
“这...”
叶向高瞠目结舌，皇帝这是在强词夺理，但是他却不好反驳，因为这种扼杀工商，极端重农的思想本就是唐宋之前儒家经典中宣扬的至理名言。
皇帝摆摆手，笑道：“好啦，朕并非是夏桀商纣那样，只知道巧取豪夺的暴君，多从商贾手中征税，朝廷自然也会给予商贾更多的权利。譬如乘马车，乘轿子，穿丝绸等权利，都可以给予出去嘛。”
“等日后商税征收到一千万两的时候，商人或者商人的子弟也是可以入朝为官的嘛，日后这些对于商贾的限制都可以逐一开放嘛。”
皇帝讲这话时是满脸的玩味之色，叶向高跟孙承宗二人嘴角一抽，显然是被皇帝这种耍无赖的姿态给憋出了内伤。
古代中国进入封建时代以后，一直奉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国策，对于商人在法律与行政上设置了重重歧视性的障碍，譬如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入朝为官等等，甚至在法律上，古代中国将商人、赘婿以及后父列为没有权利能力的一群人。不过经过宋代那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以后，明代的商人们的政治待遇明显好转。事实上即便没有这种政策上的利好，商人们往往也能够利用手中的银子规避各种歧视性的政策障碍，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皇帝口中的诸如乘马车、乘轿子、穿丝绸，入朝为官之类的权利，明代的商贾早已经在事实上取得了，只是朝廷还没有正是发布红头文件给予承认罢了。
所以皇帝这一手操作，等于是空手套白狼，仅仅是一个“正名”的诏书，就想要从商人口袋里多抽油水。
见叶向高跟孙承宗还有话说，皇帝连忙先声夺人道：“当然，治国理政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所有的政策都是配套的。朝廷不能总往商贾哪儿伸手要银子，也要给商人们做点儿实事，譬如修路架桥，打击地方匪盗，为商路保驾护航，另外打击贪腐官员，减少商人们被贪官污吏剥削的成本，最后，就是海上贸易。国朝自太祖时就不太重视海上贸易，自打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后，国朝的海上贸易更是一度停滞，即便是有也只是地方临海各省的零星贸易。在朕看来，汉唐传下来的西域已经易手，丝绸之路被拦腰斩断，那么海上的贸易就现得更为重要。徐阁老同泰西人交情匪浅，这是举朝皆知的事情，朕也通过徐阁老同泰西人有过交流，朕从泰西人处得知，国朝的丝绸、茶叶、药材、瓷器在泰西可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商品，所以说，海上贸易大有可为。朕已经决定逐步开放海禁，甚至等朕解决了辽东的困局，腾出手来以后，还要效仿成祖爷，派遣内臣再下西洋，布国威于海外嘞。”
对于皇帝的跳跃性思维，叶向高跟孙承宗已经逐渐习惯了，对于皇帝突然将话题扯到开放海禁上，两个人还是喜闻乐见的，现在可不是嘉靖朝、万历朝，东南沿海早没了倭寇匪患，正是开放海禁，大兴渔盐之利、大兴海贸之利的时候，但是对于皇帝再下西洋的念头，两个阁臣并不敢苟同，于是便又少不了一通数落，说下西洋虚耗钱粮，与国无益云云。
皇帝也知道他们的担心，无外乎就是成祖皇帝将下西洋的把戏给玩脱了罢了。在朱棣眼里，下西洋的政治考量要远超经济上的利益，可是在天启皇帝心中，布国威于海外什么的其实只是个由头，跑到海外搞真金白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才是真。
但这些事情已经远超叶向高跟孙承宗的理解范围了，皇帝并不打算多做赘言。
在议事的最后，皇帝绝口不提商税的事情，只是拉着孙承宗的手殷殷寄托，“此次朝廷用兵西南，任重道远，孙老师年事已高，朕有些于心难忍。可是西南前线军情似火，朕也只能铁石心肠一次了。此去西南，孙老师可以将之前平叛固原镇的那帮人马原封不动的带去，至于信王......朕一并恩准他追随孙老师。”
孙承宗领旨谢恩。对于皇帝的信重他还是十分感激的，要知道根据以往的惯例，大明朝用兵都是派文官领军，内臣监军，武臣统兵，三管齐下，但是无论是固原镇平叛还是此次西南用兵，皇帝至少在名义上都没有派遣内臣监军，这充分说明了皇帝对孙承宗的宠信。同时皇帝两次将皇五弟托付给孙承宗，也可见皇帝对于孙承宗有多么的尊崇。
以至于现如今朝野上下都掀起了一股分裂徐光启跟孙承宗的物议。这并不难理解，之前徐光启毋庸置疑属于天启朝最受皇帝宠信的外臣，但是近几个月的形式是孙承宗后来者居上，已经越来越多的被皇帝单独召见，而徐光启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大动静了。
朝野上下倒是有不少人在看徐光启的笑话，对于此，孙承宗总是一笑了之，甚至在他的儿子、孙子们以此沾沾自喜的时候，孙承宗还意味深长的劝说他们：“你们懂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件事，从皇上的角度考虑，未曾不是一种对徐阁老的袒护啊。”
“朕累了，都退下吧，明日新军就要开拔，孙老师快回家准备一下吧。”皇帝说道。
孙承宗有些意外，“这么快？”
皇帝说道：“新军的军制跟大明朝所有的部队都不一样，旁的部队征调起来颇耗时日，但新军却可以全天候备战，随时可以拉出军营作战，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除了打仗以外，不承担务农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至于钱粮兵饷，四川乃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自然少不了你们的粮饷，此去西南，朝廷只给你们调拨五日的粮米，到了四川以后，找那个朱燮元从地方上摊派兵饷钱粮吧。这些摊派的兵饷钱粮，等战后朝廷会给予减免的。”
孙承宗听出来了，皇帝这是赋予了他从四川、云贵等地自行筹措兵饷钱粮的权力，这个权利自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就再也没有被地方官掌握过，原因为他，因为这个军队主帅可以从地方截留中央财税的权力，以前统归一个名唤“节度使”的官职掌握。而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就是因为节度使尾大不掉，导致了藩镇割据米兰天下。所以唐宋之后的统治者，对于这种让军队主帅在地方上自行筹措兵饷钱粮的权力都是十分忌惮的。毕竟军队主帅已经拥有了兵权，若是在赋予他自行截留地方财税的权力，那就等同于是兵权加上财权，如此大的权力，足可以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那还了得？
孙承宗跪倒在地，再三推辞。但皇帝金口玉言，绝不肯收回成命。
离开文华殿之后，孙承宗心情复杂地走出紫禁城，也不知道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对他高阳孙承宗来说，是福是祸，或者说是福多一些，还是祸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