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14)
三
那么，想象和事实之间究竟有多少距离？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阅读者们在面对人变成甲虫时，会不会觉得这样是不真实的，经过长达八十年的阅读检验，是否真实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变形记》就像《精卫填海》，或者希腊神话中的传说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典，经典这个词是对强劲的想象所产生的事实的最高评语，也是最有力的保护。
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所有的阅读者都知道了这个事实，然后他们都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因为他们预感到自己正在了解着一个悲惨的命运。
如果格里高尔·萨姆沙在那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朵鲜，并且在瓣上布满了露珠，露珠上还折射着太阳的光芒，这样阅读者的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
对于格里高尔·萨姆沙，甲虫和鲜没有什么两样，他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伸出去的手和手上皮肤的弹性，也失去了带领他走街串巷的两条腿。总之他失去了原来的一切，而这一切自他出生起就和他朝夕相处了。
变成甲虫以后的悲惨和变成鲜以后的美好，都只是阅读者的心理变化，与格里高尔·萨姆沙自己关系不大。甲虫和鲜，本来没有什么悲惨和美好之分，只不过是在人们阅读《变形记》之前，在卡夫卡写作《变形记》之前，强劲的想象已经使甲虫和鲜产生了另外的事实，于是前者让人讨厌，后者却让人喜爱。
蒙田说：“如果我请人做向导，我的脚步也许跟不上他。”
四
蒙田在《论想象的力量》一文里，讲述了这样一些事，一个犯人被送上断头台，接着又给他松绑，在对他宣读赦词时，这个犯人竟被自己的想象所击倒，僵死在断头台上了。一个生来就是哑巴的人，有一天热情使他开口说话。还有一个老头，他的邻居都能证明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女子，只是有一次他跳的时候多用了一些力气，他的阳物就一下子伸了出来。
类似的故事在距离蒙田四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也有，蒙田那时候的女子中间流行过一首歌，少女们唱着互相警戒步子不要跨得太大，以免突然变成了男子。而在中国的少女中间，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有阴阳人的存在，有貌似女子实质却是男子的人，到了夜晚睡觉的时候，阳物就会伸出来。这样的说法是提醒少女们在和女子同床共枕时也得留心，以免过早失去贞操。
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听说关于哑巴突然开口说话和一个人被自己给吓死之类的事，讲述者都能具体到那位当事人的容貌、身材和家庭成员，以及当事人所居住的村庄，这些辅助材料使事件显得十分逼真。
这些日子我开始认真地阅读莎士比亚。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莎士比亚戏剧中经常出现一些幼稚的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时没有一点自负的意思，一个伟人虽然衣着破旧，也不应该受到嘲笑。我真正要说的是，莎士比亚让我了解到什么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它们不会受到时间和距离的干扰，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激动人心的事物，为何到了今天仍然闪闪发亮？其永葆青春的秘诀何在？
记得几年前，有一天史铁生对我说：现在人们更愿意去关注事物的那些变化，可是还有不变的。
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不变的，或者说是永恒的力量，在时移境迁中越磨越亮，现在我阅读它们时，感到世界很小，时间也很短，仿佛莎士比亚与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座城市里。
五
《论想象的力量》里有这样一个段落，“西门·汤马士当时是名医。我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患肺病的年老的富翁家里遇到他，谈起治疗这病的方法。他对富翁说其中一个良方时便不要我在场，因为如果那富人把他的视线集中在我光泽的面孔上，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活泼欢欣的青春上，而且把我当时那种蓬勃的气象摄入他的五官，他的健康便可以大有起色。可是他忘记了说我的健康却会因而受到损伤。”
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有一位同学出于一种我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的原因，经常去和一些老人打交道，等到快毕业时，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胃口变坏了，嘴里经常发苦，睡眠也越来越糟。他认为原因就是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
另外有一个事实大家都能够注意到，一些常和年轻人在一起的老人，其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常常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小上十多和二十多岁。
这就是想象的力量，“它的影响深入我的内心。我的策略是避开它，而不是和它对抗。”
想象可以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凸现出来，一个患有严重失眠症的人，对安眠药的需要更多是精神上的，药物则是第二位。当别人随便给他几粒什么药片，只要不是毒药，告诉他这就是安眠药，而他也相信了，吞服了下去，他吃的不是安眠药，也会睡得像婴儿一样。
想象就这样产生了事实，我们还听到过另外一些事，一些除了离奇以外不会让我们想到别的什么，这似乎也是想象，可是它们产生不了事实，产生不了事实的，我想就不应该是想象，这大概是虚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里对他的朋友说：“记得有一次，我兴致勃勃地写了一本童话，取名‘虚度年华的海洋’，我把清样寄给了你。你像过去一样，坦率地告诉我你不喜欢这本书。你认为，虚幻至少对你来说，真是不知所云。你的话使我幡然醒悟，因为孩子们也不喜欢虚幻，他们喜欢想象的东西。虚幻和想象之间的区别，就跟口技演员手里操纵的木偶和真人一样。”
几年前，我刚开始阅读蒙田的随笔时，对蒙田所处的时代十分羡慕，他生活在一个充满想象的现实里，而不是西红柿多少钱一斤的现实，我觉得他内心的生活和大街上的世俗生活没有格格不入，他从这两者里都能获得灵感，他的精神就像田野一样伸展出去，散发着自由的气息。
这样的羡慕在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时也同样产生过，他的《百年孤独》出版后，“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
而且，“巴兰基利亚有一个青年说他确实长了一条猪尾巴。”马尔克斯说：“只要打开报纸，就会了解我们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
一个充满想象的作家，如果面对很多也是充满想象的读者，尤其可贵的是这里面有许多人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么这个作家也会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得意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这个作家的作品里必须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想象，而不是虚幻和离奇，想象应该有着现实的依据，或者说想象应该产生事实，否则就只是臆造和谎言。《百年孤独》里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以前，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坐立不安。
“她怎么也上不了天。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当我坐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梅苔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六
我回到那间半截房顶的房子里，里面睡着那女人。我对她说：
“我就睡在这里，在我自己的角落里，反正床和地板一样硬。要是发生什么事，请告诉我。”
她对我说：
“多尼斯不会回来了，从他的眼神中我已发觉了。他一直在等着有人来，他好走掉。现在你要负责照料我。怎么？你不愿照料我？快上这里来跟我睡吧。”
“我在这里很好。”
“你还是到床上来的好，在地板上耗子会把你吃掉的。”
于是我就去和她睡在一起了。
这是胡安·鲁尔弗那部著名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一段，两个事实上已经死去的人就这样睡到了一起，一个是男人，还有一个是女人。
我第一次阅读这部小说时，被里面弥漫出来的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气氛所深深吸引，尤其是这一段关于两个死去的人如何实现他们的做爱，让我吃惊。
现在，我重新找到这一段，再次阅读以后又是吃了一惊，我发现胡安·鲁尔弗的描述极其单纯，而我最初阅读时，在心里产生过极其丰富的事实。当然，将这一段抽出来阅读，与放在全文中阅读是不一样的。
从叙述上来看，单纯的笔触常常是最有魅力的，它不仅能有效地集中叙述者的注意力，也使阅读者不会因为描述太多而迷失方向，就像一张白纸，它要向人们展现上面的黑点时，最好的办法是点上一点黑色，而不是去涂上很多黑点。
另一方面，胡安·鲁尔弗让一个死去的男人与一个死去的女人睡到一起时，抽干了他们的情欲，这是叙述中的关键所在，他们睡到一起，并且做爱，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一丝情欲，他们的做爱便显得空空荡荡。
那么，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欲望、什么样的目的睡到了一起？其实他们没有任何欲望和任何目的，他们只是睡到了一起，此外一无所有，就像他们没有具体的做爱动作一样。
在“于是我就去和她睡在一起了”的下面，是两行空白，空白之后，胡安·鲁尔弗接着写道：
我热得在半夜十二点醒了过来，到处都是汗水。那女人的身体像是用泥制成的，像是包在泥壳子里，仿佛融化在烂泥里一样化掉了。我感到好像全身都泡在从她身上冒出的汗水里，我感到缺乏呼吸所必需的空气……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一位姓名不详的古罗马人，留下了一段出处不详的拉丁语，意思是：“他们著书，不像是出自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像是找个难题锻炼思维。”另一位名叫欧里庇德斯的人说：“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令我们无所适从。”而古罗马时期最为著名的政客西塞罗不无心酸地说道：“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我们的智力是弱的，我们的人生又太短了。”
这其实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悲哀。很多为了锻炼思维而不是出于信念生长起来的思想影响着我们，再让我们世代相传；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逻辑的引诱，为了去寻找隐藏中的、扑朔迷离和时隐时现的逻辑；在动机的后面去探索原因的位置，反过来又在原因的后面去了解动机的形式，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然后我们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因为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接着我们开始怀疑，最终怀疑还是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西塞罗的心酸流传至今。
两千多年之后，有一位名叫墨里·施瓦兹的美国人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他大约在1917年的时候来到了人间，然后在1995年告别而去。这位俄裔犹太人在这个充满了战争和冷战、革命和动乱、经济萧条和经济繁荣的世界上逗留了78年，他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他所经历的世纪是西塞罗他们望尘莫及的世纪，这已经不是在元老会议上夸夸其谈就可以搞掉政敌的世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在依塞亚·柏林眼中，这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写下了《蝇王》的戈尔丁和法国的生态学家迪蒙继续了依塞亚·柏林的话语，前者认为“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后者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梅纽因的语气倒是十分温和，不过他更加绝望，他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这就是墨里·施瓦兹的时代，也是很多人的时代，他们在喧嚣的工业革命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然后在高科技的信息社会里闭上了生命的眼睛。对墨里·施瓦兹来说，也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就像人类学家巴诺哈所说的：“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墨里·施瓦兹的一生证实了巴诺哈的话，他确实以安安静静的人生走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他以美国的方式长大成人，然后认识了成为他妻子的夏洛特，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他有两个儿子。他开始时的职业是心理和精神分析医生，不久后就成为了一名社会学教授，并且以此结束。
(本章完)
三
那么，想象和事实之间究竟有多少距离？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阅读者们在面对人变成甲虫时，会不会觉得这样是不真实的，经过长达八十年的阅读检验，是否真实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变形记》就像《精卫填海》，或者希腊神话中的传说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典，经典这个词是对强劲的想象所产生的事实的最高评语，也是最有力的保护。
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所有的阅读者都知道了这个事实，然后他们都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因为他们预感到自己正在了解着一个悲惨的命运。
如果格里高尔·萨姆沙在那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朵鲜，并且在瓣上布满了露珠，露珠上还折射着太阳的光芒，这样阅读者的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
对于格里高尔·萨姆沙，甲虫和鲜没有什么两样，他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伸出去的手和手上皮肤的弹性，也失去了带领他走街串巷的两条腿。总之他失去了原来的一切，而这一切自他出生起就和他朝夕相处了。
变成甲虫以后的悲惨和变成鲜以后的美好，都只是阅读者的心理变化，与格里高尔·萨姆沙自己关系不大。甲虫和鲜，本来没有什么悲惨和美好之分，只不过是在人们阅读《变形记》之前，在卡夫卡写作《变形记》之前，强劲的想象已经使甲虫和鲜产生了另外的事实，于是前者让人讨厌，后者却让人喜爱。
蒙田说：“如果我请人做向导，我的脚步也许跟不上他。”
四
蒙田在《论想象的力量》一文里，讲述了这样一些事，一个犯人被送上断头台，接着又给他松绑，在对他宣读赦词时，这个犯人竟被自己的想象所击倒，僵死在断头台上了。一个生来就是哑巴的人，有一天热情使他开口说话。还有一个老头，他的邻居都能证明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女子，只是有一次他跳的时候多用了一些力气，他的阳物就一下子伸了出来。
类似的故事在距离蒙田四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也有，蒙田那时候的女子中间流行过一首歌，少女们唱着互相警戒步子不要跨得太大，以免突然变成了男子。而在中国的少女中间，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有阴阳人的存在，有貌似女子实质却是男子的人，到了夜晚睡觉的时候，阳物就会伸出来。这样的说法是提醒少女们在和女子同床共枕时也得留心，以免过早失去贞操。
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听说关于哑巴突然开口说话和一个人被自己给吓死之类的事，讲述者都能具体到那位当事人的容貌、身材和家庭成员，以及当事人所居住的村庄，这些辅助材料使事件显得十分逼真。
这些日子我开始认真地阅读莎士比亚。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莎士比亚戏剧中经常出现一些幼稚的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时没有一点自负的意思，一个伟人虽然衣着破旧，也不应该受到嘲笑。我真正要说的是，莎士比亚让我了解到什么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它们不会受到时间和距离的干扰，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激动人心的事物，为何到了今天仍然闪闪发亮？其永葆青春的秘诀何在？
记得几年前，有一天史铁生对我说：现在人们更愿意去关注事物的那些变化，可是还有不变的。
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不变的，或者说是永恒的力量，在时移境迁中越磨越亮，现在我阅读它们时，感到世界很小，时间也很短，仿佛莎士比亚与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座城市里。
五
《论想象的力量》里有这样一个段落，“西门·汤马士当时是名医。我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患肺病的年老的富翁家里遇到他，谈起治疗这病的方法。他对富翁说其中一个良方时便不要我在场，因为如果那富人把他的视线集中在我光泽的面孔上，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活泼欢欣的青春上，而且把我当时那种蓬勃的气象摄入他的五官，他的健康便可以大有起色。可是他忘记了说我的健康却会因而受到损伤。”
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有一位同学出于一种我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的原因，经常去和一些老人打交道，等到快毕业时，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胃口变坏了，嘴里经常发苦，睡眠也越来越糟。他认为原因就是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
另外有一个事实大家都能够注意到，一些常和年轻人在一起的老人，其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常常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小上十多和二十多岁。
这就是想象的力量，“它的影响深入我的内心。我的策略是避开它，而不是和它对抗。”
想象可以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凸现出来，一个患有严重失眠症的人，对安眠药的需要更多是精神上的，药物则是第二位。当别人随便给他几粒什么药片，只要不是毒药，告诉他这就是安眠药，而他也相信了，吞服了下去，他吃的不是安眠药，也会睡得像婴儿一样。
想象就这样产生了事实，我们还听到过另外一些事，一些除了离奇以外不会让我们想到别的什么，这似乎也是想象，可是它们产生不了事实，产生不了事实的，我想就不应该是想象，这大概是虚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里对他的朋友说：“记得有一次，我兴致勃勃地写了一本童话，取名‘虚度年华的海洋’，我把清样寄给了你。你像过去一样，坦率地告诉我你不喜欢这本书。你认为，虚幻至少对你来说，真是不知所云。你的话使我幡然醒悟，因为孩子们也不喜欢虚幻，他们喜欢想象的东西。虚幻和想象之间的区别，就跟口技演员手里操纵的木偶和真人一样。”
几年前，我刚开始阅读蒙田的随笔时，对蒙田所处的时代十分羡慕，他生活在一个充满想象的现实里，而不是西红柿多少钱一斤的现实，我觉得他内心的生活和大街上的世俗生活没有格格不入，他从这两者里都能获得灵感，他的精神就像田野一样伸展出去，散发着自由的气息。
这样的羡慕在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时也同样产生过，他的《百年孤独》出版后，“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
而且，“巴兰基利亚有一个青年说他确实长了一条猪尾巴。”马尔克斯说：“只要打开报纸，就会了解我们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
一个充满想象的作家，如果面对很多也是充满想象的读者，尤其可贵的是这里面有许多人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么这个作家也会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得意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这个作家的作品里必须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想象，而不是虚幻和离奇，想象应该有着现实的依据，或者说想象应该产生事实，否则就只是臆造和谎言。《百年孤独》里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以前，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坐立不安。
“她怎么也上不了天。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当我坐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梅苔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六
我回到那间半截房顶的房子里，里面睡着那女人。我对她说：
“我就睡在这里，在我自己的角落里，反正床和地板一样硬。要是发生什么事，请告诉我。”
她对我说：
“多尼斯不会回来了，从他的眼神中我已发觉了。他一直在等着有人来，他好走掉。现在你要负责照料我。怎么？你不愿照料我？快上这里来跟我睡吧。”
“我在这里很好。”
“你还是到床上来的好，在地板上耗子会把你吃掉的。”
于是我就去和她睡在一起了。
这是胡安·鲁尔弗那部著名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一段，两个事实上已经死去的人就这样睡到了一起，一个是男人，还有一个是女人。
我第一次阅读这部小说时，被里面弥漫出来的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气氛所深深吸引，尤其是这一段关于两个死去的人如何实现他们的做爱，让我吃惊。
现在，我重新找到这一段，再次阅读以后又是吃了一惊，我发现胡安·鲁尔弗的描述极其单纯，而我最初阅读时，在心里产生过极其丰富的事实。当然，将这一段抽出来阅读，与放在全文中阅读是不一样的。
从叙述上来看，单纯的笔触常常是最有魅力的，它不仅能有效地集中叙述者的注意力，也使阅读者不会因为描述太多而迷失方向，就像一张白纸，它要向人们展现上面的黑点时，最好的办法是点上一点黑色，而不是去涂上很多黑点。
另一方面，胡安·鲁尔弗让一个死去的男人与一个死去的女人睡到一起时，抽干了他们的情欲，这是叙述中的关键所在，他们睡到一起，并且做爱，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一丝情欲，他们的做爱便显得空空荡荡。
那么，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欲望、什么样的目的睡到了一起？其实他们没有任何欲望和任何目的，他们只是睡到了一起，此外一无所有，就像他们没有具体的做爱动作一样。
在“于是我就去和她睡在一起了”的下面，是两行空白，空白之后，胡安·鲁尔弗接着写道：
我热得在半夜十二点醒了过来，到处都是汗水。那女人的身体像是用泥制成的，像是包在泥壳子里，仿佛融化在烂泥里一样化掉了。我感到好像全身都泡在从她身上冒出的汗水里，我感到缺乏呼吸所必需的空气……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一位姓名不详的古罗马人，留下了一段出处不详的拉丁语，意思是：“他们著书，不像是出自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像是找个难题锻炼思维。”另一位名叫欧里庇德斯的人说：“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令我们无所适从。”而古罗马时期最为著名的政客西塞罗不无心酸地说道：“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我们的智力是弱的，我们的人生又太短了。”
这其实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悲哀。很多为了锻炼思维而不是出于信念生长起来的思想影响着我们，再让我们世代相传；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逻辑的引诱，为了去寻找隐藏中的、扑朔迷离和时隐时现的逻辑；在动机的后面去探索原因的位置，反过来又在原因的后面去了解动机的形式，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然后我们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因为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接着我们开始怀疑，最终怀疑还是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西塞罗的心酸流传至今。
两千多年之后，有一位名叫墨里·施瓦兹的美国人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他大约在1917年的时候来到了人间，然后在1995年告别而去。这位俄裔犹太人在这个充满了战争和冷战、革命和动乱、经济萧条和经济繁荣的世界上逗留了78年，他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他所经历的世纪是西塞罗他们望尘莫及的世纪，这已经不是在元老会议上夸夸其谈就可以搞掉政敌的世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在依塞亚·柏林眼中，这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写下了《蝇王》的戈尔丁和法国的生态学家迪蒙继续了依塞亚·柏林的话语，前者认为“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后者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梅纽因的语气倒是十分温和，不过他更加绝望，他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这就是墨里·施瓦兹的时代，也是很多人的时代，他们在喧嚣的工业革命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然后在高科技的信息社会里闭上了生命的眼睛。对墨里·施瓦兹来说，也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就像人类学家巴诺哈所说的：“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墨里·施瓦兹的一生证实了巴诺哈的话，他确实以安安静静的人生走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他以美国的方式长大成人，然后认识了成为他妻子的夏洛特，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他有两个儿子。他开始时的职业是心理和精神分析医生，不久后就成为了一名社会学教授，并且以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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