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用了相当的版面报道了所谓的“布里克斯顿奇案”。每家报纸都有一篇长长的文章，有的还特别写了专题评论，其中一些消息连我都不知道。我的剪贴簿里仍然保存了许多关于这起案子的剪报和摘录。下面是其中一些摘选的内容：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
在犯罪史上，没有比这个案子更离奇、更悲惨的了。杀人凶手在墙上写了那么狠毒的血字，而且用的是德文，根本就没发现是什么作案动机，都足以说明这是一桩凶杀案是一群亡命之徒和革命党干的。
美国的社会党流派很多，死者可能是因为违犯了他们的什么规定，而被追杀。文章里还粗略地提到了过去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维里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并且在文章的结尾还建议政府应该严密监视留居英国的外国人。
《旗帜报》评论道：
这类不法之徒的暴行通常在自由党执政时才会发生。这是由于社会大众的不安心理所引起的，造成政府能力的日渐低落。死者是一名美国绅士，他在伦敦已停留了几个星期。他住在坎伯威尔区托克维街查彭蒂尔太太的寄宿公寓里。陪他一起旅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二人于本月4号星期二向房东太太辞行后，动身前往尤斯顿车站，两个人说是要坐快车前往利物浦。后来有人曾在车站的月台上见过他们，但至此之后就无人知晓他们的行踪了。据报道，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外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座空宅中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斯坦格森先生至今还下落不明。我们非常荣幸得知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和格里森两位先生一起负责此案，相信这两位着名的警探必能很快找出真凶。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
这肯定是一起政治性犯罪**统治和自由党的仇恨使得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把许多人驱赶到了我们国家，假如对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予追究的话，他们本有可能成为好公民。在这群人中，他们有着一套严格的法规，一旦违犯，格杀勿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竭尽全力尽快找到那位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以便弄清被害人生前生活习惯的特点。死者生前寄居伦敦的地址已经调查清楚，对于案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完全是苏格兰场格里森先生的功劳。
吃早餐时，福尔摩斯和我一起读了这些报道，这些文章似乎让他觉得非常好笑。“我记得跟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荣誉都归功于莱斯特雷德和格里森。”“那也得看案子结果如何吧。”
“唉，天啊，半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抓获了凶手，自然是他们两个人的努力结果；如果凶手逃之夭夭，他们又可以讲，他们也竭尽了全力。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赢家，别人总是输家。不论他们怎么做，总有人维护他们。就像一句法国谚语说的：‘笨蛋虽笨，但总有比他更笨的笨蛋在为他喝彩。’”
“什么情况？”这时我不禁大喊起来，因为我听见门厅和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埋怨声。
“这是贝克街小侦察队。”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都还没说完，只见六个街头流浪的小毛孩冲了进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肮脏、衣衫破烂的小孩子。“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六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就像六尊肮脏的小泥塑似的站成一行，“以后你们让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可以了，其余的就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还没呢，先生，我们还没找到。”其中一个小孩说。
“我没指望你们立马就能找到。你们一定还要继续给我找，直到找出才算罢休。这是你们几个人的工钱。”福尔摩斯给了他们每人一先令，“现在你们下去吧，希望下次能给我带回来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六个孩子便像一群耗子似的飞快奔下楼去。
接着，我们听到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这些孩子的功劳，就算是一打官方侦探都比不上他们一个人。
如果是官方侦探询问情况，人们可能就会缄默不语；可是，这帮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人们就没有防备之心，他们什么都能问到，他们非常机智、勇敢，几乎无孔不入，就是缺乏组织。”福尔摩斯说。
“你雇他们来帮你查布里克斯顿路的案子吗？”我问道。
“是的，有一点我还想弄明白，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哦耶！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消息了！格里森正朝我们一路走过来，满面春风得意的样子。我知道，一定是来找我们的。你看，他停下来了。没错，他来了！”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几秒钟后，这位浅发的侦探走上楼来，一步三级楼梯，直冲我们的客厅。
“老朋友，”他边说边紧握着福尔摩斯的手，“祝贺我吧！我已经将这个案子调查得水落石出了。”
我似乎看见一丝焦虑的阴影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
“你是说你找到正确的线索了？”他问道。
“当然！先生，我们已经把凶手抓进监狱里了。”
“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查彭蒂尔，皇家海军中尉。”格里森一边搓着他那双肥厚的手，一边得意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大声说道。
福尔摩斯这才松了一口气，宽慰地微微一笑。
“坐吧，抽支雪茄，”他说道，“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破案的。
喝点加水威士忌怎么样？”
“行，那就喝点吧，”这位侦探答道，“最后这一两天费了很大的劲，可把我累坏了。你也明白，其实体力劳动倒不算多，主要是费脑筋。
你是了解这其中的艰辛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脑力工作者。”
“你太过奖了！”福尔摩斯正经八百地说，“那你讲给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么令人满意的成果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下，洋洋得意地一口口喷着雪茄烟，渐渐喜从心头起，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嚷道：“真是太可笑了，莱斯特雷德这个大傻瓜，还自以为高明呢，可他完全搞错了方向，正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格森的下落呢，可是这个人简直就像刚出世的孩子一样，和这个案子根本不着边际。我敢肯定，他现在多半已经抓住那个家伙了。”
格里森讲到这儿，他自己不禁哈哈大笑，以至于笑到都喘不过气来了。“那么，你是怎样找到线索的呢？”
“嗯！我完完全全地告诉你们。当然，华生医生，这件事可要绝对要保密，只限于我们之间谈论，千万不能外泄。我们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会刊登一则启事等待回音，或是坐等知情者主动提供信息。这可不是我格里森的工作作风。你们可记得死者旁边的那顶帽子？”“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坎伯威尔路229号约翰・安德伍德父子礼帽店买的。”
“我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听了我的同伴的话，格里森显得很沮丧，他继续问道，“你去过那里吗？”
“没有。”
“哈！”格里森松了口气，大声说，“你决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不管这机会是有多么的微不足道。”
“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说。“接着，我就找到了店主安德伍德，我问他是否卖过这样的一顶帽子。经过查找售货记录，证明买主是住在托克维街的查彭蒂尔公寓的德雷伯先生。这样，我就找到了被害人住址。”
“好，很好，非常好！”福尔摩斯低声赞叹着。
“接着我就去拜访查彭蒂尔夫人，”警探继续说，“我发现她面色苍白，神情局促不安。她女儿也在房子里――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
在犯罪史上，没有比这个案子更离奇、更悲惨的了。杀人凶手在墙上写了那么狠毒的血字，而且用的是德文，根本就没发现是什么作案动机，都足以说明这是一桩凶杀案是一群亡命之徒和革命党干的。
美国的社会党流派很多，死者可能是因为违犯了他们的什么规定，而被追杀。文章里还粗略地提到了过去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维里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并且在文章的结尾还建议政府应该严密监视留居英国的外国人。
《旗帜报》评论道：
这类不法之徒的暴行通常在自由党执政时才会发生。这是由于社会大众的不安心理所引起的，造成政府能力的日渐低落。死者是一名美国绅士，他在伦敦已停留了几个星期。他住在坎伯威尔区托克维街查彭蒂尔太太的寄宿公寓里。陪他一起旅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二人于本月4号星期二向房东太太辞行后，动身前往尤斯顿车站，两个人说是要坐快车前往利物浦。后来有人曾在车站的月台上见过他们，但至此之后就无人知晓他们的行踪了。据报道，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外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座空宅中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斯坦格森先生至今还下落不明。我们非常荣幸得知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和格里森两位先生一起负责此案，相信这两位着名的警探必能很快找出真凶。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
这肯定是一起政治性犯罪**统治和自由党的仇恨使得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把许多人驱赶到了我们国家，假如对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予追究的话，他们本有可能成为好公民。在这群人中，他们有着一套严格的法规，一旦违犯，格杀勿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竭尽全力尽快找到那位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以便弄清被害人生前生活习惯的特点。死者生前寄居伦敦的地址已经调查清楚，对于案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完全是苏格兰场格里森先生的功劳。
吃早餐时，福尔摩斯和我一起读了这些报道，这些文章似乎让他觉得非常好笑。“我记得跟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荣誉都归功于莱斯特雷德和格里森。”“那也得看案子结果如何吧。”
“唉，天啊，半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抓获了凶手，自然是他们两个人的努力结果；如果凶手逃之夭夭，他们又可以讲，他们也竭尽了全力。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赢家，别人总是输家。不论他们怎么做，总有人维护他们。就像一句法国谚语说的：‘笨蛋虽笨，但总有比他更笨的笨蛋在为他喝彩。’”
“什么情况？”这时我不禁大喊起来，因为我听见门厅和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埋怨声。
“这是贝克街小侦察队。”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都还没说完，只见六个街头流浪的小毛孩冲了进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肮脏、衣衫破烂的小孩子。“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六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就像六尊肮脏的小泥塑似的站成一行，“以后你们让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可以了，其余的就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还没呢，先生，我们还没找到。”其中一个小孩说。
“我没指望你们立马就能找到。你们一定还要继续给我找，直到找出才算罢休。这是你们几个人的工钱。”福尔摩斯给了他们每人一先令，“现在你们下去吧，希望下次能给我带回来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六个孩子便像一群耗子似的飞快奔下楼去。
接着，我们听到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这些孩子的功劳，就算是一打官方侦探都比不上他们一个人。
如果是官方侦探询问情况，人们可能就会缄默不语；可是，这帮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人们就没有防备之心，他们什么都能问到，他们非常机智、勇敢，几乎无孔不入，就是缺乏组织。”福尔摩斯说。
“你雇他们来帮你查布里克斯顿路的案子吗？”我问道。
“是的，有一点我还想弄明白，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哦耶！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消息了！格里森正朝我们一路走过来，满面春风得意的样子。我知道，一定是来找我们的。你看，他停下来了。没错，他来了！”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几秒钟后，这位浅发的侦探走上楼来，一步三级楼梯，直冲我们的客厅。
“老朋友，”他边说边紧握着福尔摩斯的手，“祝贺我吧！我已经将这个案子调查得水落石出了。”
我似乎看见一丝焦虑的阴影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
“你是说你找到正确的线索了？”他问道。
“当然！先生，我们已经把凶手抓进监狱里了。”
“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查彭蒂尔，皇家海军中尉。”格里森一边搓着他那双肥厚的手，一边得意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大声说道。
福尔摩斯这才松了一口气，宽慰地微微一笑。
“坐吧，抽支雪茄，”他说道，“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破案的。
喝点加水威士忌怎么样？”
“行，那就喝点吧，”这位侦探答道，“最后这一两天费了很大的劲，可把我累坏了。你也明白，其实体力劳动倒不算多，主要是费脑筋。
你是了解这其中的艰辛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脑力工作者。”
“你太过奖了！”福尔摩斯正经八百地说，“那你讲给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么令人满意的成果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下，洋洋得意地一口口喷着雪茄烟，渐渐喜从心头起，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嚷道：“真是太可笑了，莱斯特雷德这个大傻瓜，还自以为高明呢，可他完全搞错了方向，正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格森的下落呢，可是这个人简直就像刚出世的孩子一样，和这个案子根本不着边际。我敢肯定，他现在多半已经抓住那个家伙了。”
格里森讲到这儿，他自己不禁哈哈大笑，以至于笑到都喘不过气来了。“那么，你是怎样找到线索的呢？”
“嗯！我完完全全地告诉你们。当然，华生医生，这件事可要绝对要保密，只限于我们之间谈论，千万不能外泄。我们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会刊登一则启事等待回音，或是坐等知情者主动提供信息。这可不是我格里森的工作作风。你们可记得死者旁边的那顶帽子？”“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坎伯威尔路229号约翰・安德伍德父子礼帽店买的。”
“我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听了我的同伴的话，格里森显得很沮丧，他继续问道，“你去过那里吗？”
“没有。”
“哈！”格里森松了口气，大声说，“你决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不管这机会是有多么的微不足道。”
“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说。“接着，我就找到了店主安德伍德，我问他是否卖过这样的一顶帽子。经过查找售货记录，证明买主是住在托克维街的查彭蒂尔公寓的德雷伯先生。这样，我就找到了被害人住址。”
“好，很好，非常好！”福尔摩斯低声赞叹着。
“接着我就去拜访查彭蒂尔夫人，”警探继续说，“我发现她面色苍白，神情局促不安。她女儿也在房子里――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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